2018年10月13日—14日，“新史料与古史书写——40年探索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联合了《社会科学战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多个学术期刊编辑部，举行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学者们就新史料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的运用互相交流，因此不但参会学者以青年为主体，而且所提交的论文选题涉及的断代跨越了上古、中古史，还延伸到宋代和明清时期。
近40年来出土材料的与日俱增有目共睹，学者感慨其数量几可以超过此前的总和。概括言之，出土材料可以进一步分为出土文献和非文字资料，再加上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涵盖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新史料的很多方面，这些新出材料在本次会议上均得到了体现。出席本次会议的学者各自选题不一，而且人数较多，安排为两个分会场，因此报道只好介绍部分论文与学者们对会议主题产生的感想。为行文简洁计，学者姓名后均不加“教授”“先生”等称呼，敬请谅解。
研讨会开幕式现场
40年出土文献的总结工作
上海大学赵争的《中国早期文献形成与流传模式问题略论》认为中国早期古书有两种不同的状态，源出官学的文献和语录体的诸子文献在性质、生成和流传过程存在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近来清华简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类新史料，其中有大量篇章与《尚书》有关，学者们称之为“《书》类文献”，赵争所说的源出官学的文献就是以《书》类文献为代表，他认为这类文献的产生和流传都具有制度化背景，因此较早地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于凯也关注早期文献，他的题目是《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古书所见早期历史书写体例及其分衍》，文中详尽地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简帛古书，就其中具有“史书”性质的不同文献探讨了其历史叙事的体例和特征。于凯也注意到数量巨大的出土材料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这说明早期历史书写的体例和流传是复杂的多元系统。
赵争和于凯对早期文献出土和研究情况的总结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就“《书》类文献”“涉史类古书”的范围如何界定各抒己见，有学者提出汉代以来的古书分类方法是否适用整理出土文献的问题。与会的谢维扬则指出出土文献本身无法表明自己是否有类别，我们只能根据一定的框架去研究，研究者自己对此应有认识。就古书分类的框架，学者们都认为是需要随研究进展而调整的，具体的细节则尚难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谢维扬教授点评
学者们交流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