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合流，形成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着重讨论历史人类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取向，最后附带思考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除了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成果之外，更在于从本土学术传统中，探索出自身发展的路子。
一、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从近代学科的发展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本来十分密切。在进化论流行的年代，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不仅是历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学的关键课题。直至20世纪初，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因为研究文化的比较方法，不但包含了人类进化的大叙事，而且注重收集古典的、圣经的和民族学的资料。按现代的标准，它们对历史资料的引用，缺乏细致的考证，存在着断章取义的毛病。这点以传播论者尤为严重。
功能论的出现，应该说是对这种“揣测史”的反动。在拉德克拉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及其追随者那里，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考察社会文化的演进，而是探讨一套约定俗成的制度，是如何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均衡的。由于两方面的理由，他们对社会制度的历史不复有兴趣。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无助于解释这些制度对实践者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何种作用，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对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在拉德克拉夫-布朗看来，只能是“揣测”。这种对“揣测史”的排斥，最终导致对历史的完全摈弃。在同期的美国人类学家中，虽说对文化的亲缘关系和迁移始终相当关注，可在对文化和象征进行的共时性研究中，对历史的兴趣日见冷淡。对长时段历时性过程的研究，变成考古学家的专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