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论之后的几个理论流派，对历史的重视都很不够。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致力于构建“文化的语法”。他们注重考察二元对立的文化单位，是经由何种法则而转换成神话、婚姻规则、图腾制的。文化变成了分类系统和认知体系。文化语法是超越时空的。来自北美印第安人与澳洲土人的资料，和引自中国先秦时代的资料一道，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论著中，都被引以说明文化的语法。同样，象征人类学对历史在理解文化和象征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声称，象征是社会成员借由交流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精神（ethos）的媒介。他关注的问题是，象征是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观察、感觉和思考世界的。而对于文化的政治、象征体系的形成和存续等问题，格尔兹并没有多少兴趣，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极有益于重新评估历史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的。必须指出，格尔兹本人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曾撰写两部颇有见地的爪洼史论著，但它们在象征人类学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从60年代初开始，一些人类学者对人类学界漠视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批评。1961年，伊凡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指出历史和历史学对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当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许多历史学家仍满足于撰写叙述史、战争史、事件史，尤其是政治史。另一些历史学家实质上是历史哲学家，当时尤以汤因比最为出名。伊氏心仪并认为人类学应予以重视的，是包括梅特兰（Maitland）、皮朗（Henri Pirenne）、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内的，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群众运动与大规模文化变迁的“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sociologues）。伊氏进而指出，忽视历史学给人类学研究带来各种困难。人类学家在使用文献时缺乏考证，他们也很少认真根据历史记载重构研究对象的过去。因此，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觉得在欧洲统治之前，原始民或多或少都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对历史缺乏兴趣，人类学家对历史、神话、传说、逸事和民俗没有明确区分，人类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也无法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