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田野调查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文献的田野调查可以理解为文献研究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相印证的研究方法（field work of the archives）。我们知道，历史文献有多方面的局限性。它们反映的不仅是识字阶层的观点，而且仅反映了社会和文化某些方面的事实。为获致对历史的全面理解，我们就不能不到田野中收集资料。在田野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索人们如何生产、传播和解读各种官私文献，而且还可能收集到文献无法提供的社会文化事实。更进一步说，在田野中，我们不仅能够收集到各种文献和口述资料，而且对社会也可以获得相当感性的认识，获得陈春声教授所说的历史的“现场感”。这点光靠阅读文献是根本无法获得的。
另一方面，文献的田野调查也可理解为在文献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 in the archives）。不难理解，在这里“田野调查”是个隐喻，意思是透过历史上的“人类学家”的眼光，来探索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化。在欧洲史研究中，..审判曾为现代史学家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对蒙塔尤的研究和金兹堡（Carlo Ginzburg）对16世纪意大利一个磨坊主的宇宙观的研究，都得益于这些资料。金兹堡曾撰文称..法庭的法官为“人类学家”（Ginzburg 1990 [1986]）。他们的研究都可说是在文献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典。中国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可堪媲美的资料，可是，我们也有丰富的文献和档案，一些海外学者已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优秀的论著，我们应该也可以拿出同样出色的东西的。
从这两方面看，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基本上无法应用到中国史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文献的田野调查的上述两重意思，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特别是在进行第二种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时，要通过直接访问了解久远的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研究者仍可走进历史发生和发展的现场，感悟历史文献所无法传达的信息。在研究1294-1324年的蒙塔尤村时，勒华拉杜里曾亲自前往该村实地考察，而戴维斯也曾造访马丁·盖尔生活过的村落，与村中老妇人聊天，其原因应该即在此吧。
（本文摘自《时间与主义》，刘永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