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功令，是当时记载与发布的功绩命令，这里指的是关于教育政策及广开学路的法令，颇似今天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司马迁为何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竟然如此激动，未尝不废书而叹呢？
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因此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汉代孔子”的硕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建立五经博士制度，把学术纳入政治体系，让儒家学者分享政治权力带来的利益，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文化大一统，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为..的统治提供了法理依据，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从此，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有了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汉武帝依托至高权力，设置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教材是唯一被官方批准的儒家经典，博士官也就是教师由清一色的精通儒术的经师充任，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学而优则仕。不学儒术，再有学问，也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甚至已经身在官场，但因不通儒术，竟连话语权都没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