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例如女妓和妓女、倡伎与娼妓，就判然有别，虽然往往都免不了卖艺兼卖身，但是前者在情感层面上似乎就更易于接受一些。
其实“娼”和“倡”，“妓”和“伎”互相通用，都是乐人的意思，而非纯粹的性工作者。但是这个立人旁的倡伎却为我们打开了男人卖笑说唱的历史视角，即如汉代的帝王对于文人，何尝不是倡优蓄之。
汉赋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空虚的本质，文人的不甘只能畏畏缩缩地化为文末的劝百讽一。这是个“男伎”百无一用的时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科举制的发展使得文人当家做主，站起来了的进士集团，使得我们伟大的盛唐，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公开炫耀女妓的朝代。
唐代女妓文化的重心在于文人与女妓关系的公开炫耀。自武则天朝起，唐皇朝渐趋依赖科举制度铨选要官，唐中期起，居住在长安备考的举子人数逐年上升，他们大多居住在与平康里及尚书省吏部邻近的崇仁坊。科考准备往往需要六个月至一年，及第之后，这些文人往往会继续留住长安，等候授职，交游平康里女妓是他们这一段京都生涯的内容之一。五代王仁裕(880—956年) 在《开元天宝遗事》这样描写道：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及第之后，新科进士又往往会走访平康里，庆祝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的地位。事实上，进士及第之后在平康里设宴喜庆是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唐代后期文人王定保（870—940）《唐摭言》记载道：喜庆筵席往往在进士们拜见皇帝谢恩之后，而声色与饮酒缺一不可。
进士与女妓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北里志》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北里志》记载了十七位最有声望的女妓，她们都与进士有密切来往。女妓天水仙哥的主客是少年登第的刘覃，其他与天水仙哥来往的进士有右史郑休范和户部府吏李全等。郑举举有十四位常客，其中十位是进士，包括乾符六年的状元孙龙光。此外，《北里志》称，女妓颜令宾 “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