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祠 光亮图片/视觉中国
苏轼是真正的有名有家。一举成名之后声望不衰，少年时期栖身过的房舍也备受正视，经由多次重建和增修，早已成为专门的纪念场合。喜爱苏轼的人热衷于阅读其作品，仰望他的故居，却往往着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的奇特价格。苏轼平生流离转徙，先后栖身甚近亲手营建过好几处衡宇。它们不光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幻想和诗学主张的具体化。从新观照这些衡宇，有助于我们走近苏轼，认识苏轼。
一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想念之情一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赴京应试，还没有脱离就起头想念故里。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面前的竹与柏络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提议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南轩位于眉州纱縠行，苏洵将其定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
南轩可爱，南轩地点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肯外出：“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人到中年，他还在感慨“嗟予少小慕真隐，鹤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懂得那些预备或已经移居外埠的村夫，“怪君便尔忘田园”。
苏洵却一向进展脱离故里。他丁壮折节念书，多次列入科举测验，可惜屡试不第，直到苏轼兄弟逐渐长大，才绝意科举，用心教训二子。他督责功课十分严厉，苏轼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夜梦嬉游孺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严厉的教育加倍强化了苏轼不乐于出仕的意愿，也加剧了父子间的辩说。
这种辩说最终以儿子的妥协了结。苏轼兄弟“自七八岁知念书，及强大，不克晓习事势，独好观宿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习惯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是对朝廷“先举策论”的积极响应，施展了苏洵的意志。在苏洵的精心教训下，苏轼兄弟很快学有所成。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同日录取。他们完成了苏洵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了他的审美观与创作主张。苏洵对峙“风水相遭天然成文”，苏轼也传播“吾文如万斛来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滚滚汩汩，虽进步神速无难。及其与山石弯曲，随物赋形，而弗成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弗成不止，如是罢了矣。其他虽吾亦不克知也”。
父子相得，似乎已经消弭了前述辩说，实则否则。就“天然成文”而言，苏洵只将其限制在念书作文之上，不见于平常行事。苏轼无意出仕，早获科名之后，也没有汲汲于富贵荣华，更“不擅长政治的诡辩和算计”（林语堂语），立言与行事都施展“无意为文”的原则，随物赋形，随遇而安，“点画信手烦推寻”，“意行无坎井”。
二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乡和诗文中显现。苏轼不得不压制乡思，别求居所，甚近亲手建造衡宇。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菲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本身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光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视顾盼，无非雪者”，具有“八荒之趣”，能够“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妄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央化生存状况。
古代士子行藏出处经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春台，一为江湖。高居春台者意气风发，炙手可热；避处江湖者逍遥无待，自由散漫。苏轼被贬黄州，一时无望于春台，又不肯意进修避处江湖的道士佛徒，更不肯“绝圣弃智”或废除“智障”，只进展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拟白居易，在东坡莳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天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午睡个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本身无法像老庄和释教徒那样免除聪明、身心和声名之累，不克遨游在一切羁绊和界限之外。他接管羁绊，信仰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进展，拓荒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央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认可不完美，坦然示意这种不完美。
纵观苏轼的传世之作，切实少有机心，老是“振笔直遂”。是以常遭后人诟病。清人周济就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事实上，这恰是苏轼的“天然”。他尊敬实际，向不完美妥协，却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有限性中随机应变，因陋就简，化陈旧为神奇。
这种观点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跟着居处地的转变而络续转变。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处所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栖身于合江楼。这里是欢迎朝廷官员的处所，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通知，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几多负面影响，他淡然透露“器材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心态爽朗，白鹤峰新房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关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定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吃力情绪，也没有临时借居的潦草和搪塞。“书斋里开有广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山河烟云尽收眼底，似乎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关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天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房既亲近人世炊火，又亲近天然，布满了分歧于雪堂的诗意。
美妙的诗意老是被粗鲁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房，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房就叫桄榔庵。这里窄小低湿，没有了雪堂的贞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房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该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心里的安谧。
三
和陶是自我救赎与自我建构。还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在半睡半醒之际听到儿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决意从《和陶归园田居》起头续作和陶诗。“和陶与效陶匡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爽邃晓，以外表的清淡包孕了内涵的重要雄厚。经由气势上的"回来"陶潜，苏轼公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安闲状况的回来。”（杨治宜《“天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伶仃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体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涵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孤寂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平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本。到了惠州，渐陋习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房上梁文》中，苏轼化用丁令威的典故，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田园。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分歧，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回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国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点彻底转变。“他把"归来"从新界说为回来本身的本真状况，所以岂论他在哪里，都已经是在"家"了。”（杨治宜《“天然”之辩》）此时，“田园不在别处，就在他心里的最深处，是以他的双脚已经踏在"归途"上了。儋州和眉山的地舆距离被转换成心理距离，一念之间便已经跨越”（杨治宜《“天然”之辩》）。
苏轼之道不自虚空入，他终于从认可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人家的儿童念书，立刻想起《庄子》：“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固然近邻传来的不是苏辙的声音，但他照样高兴不已，急遽找出版与赤子郎一路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突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酿成田园，“山河祖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线，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对照教育研究所副传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