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代表作，作为名篇进入文学史。有关嵇康与山涛有无绝交及由此发生对散文问题原初状况的商议，首见于张云璬、王志坚的质疑，但言之过简。徐公持师长《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3辑）对此有专文论说，认为现存材估中并无山涛与嵇康决绝的记载，问题所拟出于刘宋人之手。徐文是最早周全论说“嵇康与山巨源书”的性质及其文题的主要功效，论证有理有据，可成定说。本文并非对徐师长概念的商榷，而是对其概念和材料的进一步增补和申述。
一
问题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起到指导熟悉作品的感化。对诗歌如斯，对散文亦复如斯。中国文学作品在早期大多是没有问题的。名篇如李斯《谏逐客书》，初无文题。《史记·李斯传记》：“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认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弗成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文选》作《上秦始皇书》或《上书秦始皇》。
贾谊《过秦论》，亦复如斯。全文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贾谊《新书》卷一标示《过秦》，未有《过秦论》之名。《新书》为后人编纂而成。《汉书》作“昔贾生之过秦曰”，而《文选》作《过秦论》。
这类文章最初没有落款，和文章发生的配景相关系，它是在汗青论述中呈现出的内容，也能够说和体裁相关系，如“斯乃上书”。这类体裁在形式上是和书信相似的，书信本无落款，后人编纂文集或选集时才加上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如许的落款以辨识。
前人书信花样与今有异，寄送对象的称谓常显现在信末。古代纸质墨迹遗存，能够匡助我们熟悉书信内容与落款的关系。如传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书札（见图），反映了其时书信的真实样式。
启功《〈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启功丛稿》）注释这一现象：“《快雪时晴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谓……前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这种写法，一向沿续到明代文征明时还留有实物……原封的模样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其时的一种习惯。”后人如斯，是实际需要，照样模拟古制，也不克详知。如黄庭坚的书信（见图）。
此信寄送对象亦写于信末，后落款为《致无咎通判学士》。未必如启功所说，或者只是模拟古制。
不光是书信，其他散文作品也印证了文题为后加的编纂编制。如有名的《兰亭序》，核之现存墨迹，并无落款，落款亦为后人所加。《晋书·王羲之传》云：“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文选》落款《兰亭诗序》，《艺文类聚》作《三日兰亭诗序》。如是作者自题其名，后世则不克随意篡改。
徐公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论》认为：“汉魏时文士作书，一样仍沿袭其时文章体系老例，作"与××书"者，此老例至西晋末尚未完全改变。观今存书函作品较多者如陆机、陆云兄弟，皆如斯。陆云书函最多，而问题皆作"与××书"，绝少破例。云与乃兄陆机亲密友于，情好无间，世所公认，其致兄书稀有十通之多，书中各篇所叙，内容纷歧，世事文章，无所不包，而题皆作《与平原书》，可谓百篇一律。”这只是就今传书籍文本而作的判断，若是连系传世墨迹，可作批改。
是以，能够说，传世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文题，并不是写作时就存在，而是后加的。与其说“汉魏时文士作书，一样仍沿袭其时文章体系老例，作"与××书"者，此老例至西晋末尚未完全改变”，不如说，今存汉魏文士作书文本落款“与××书”，循之墨迹遗存，应为编纂文本时所加，是编纂体系，而非文章体系。
二
从传世墨迹考查文章内容与文章题目或者会使复杂问题简洁化。那么，嵇康与山巨源书信的落款是若何被添加的？从现有材料看，《文心雕龙》有“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语，《文选》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落款，是以在南朝之前已在作品编集时加了落款。这里激发出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有些文学作品在进入编纂过程时，无论是作者本身照样别人编纂，都邑据作品内容给那些本无落款的作品拟定问题或落款，这才使得作品有了包罗内容和落款的完整形制，知足因题见义的需要，轻易文学作品撒布。《史记》载：“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国内兮归田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文选》将此作品加入“杂歌”类，题为《歌一首》，实未拟落款。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落款《大风起》。元祝尧编《古赋辨体》落款《大风歌》。元左克明编《古乐府》落款亦作《大风歌》。今人遂以《大风歌》为落款。以《大风歌》落款，的确是最优的。一是以开首“大风”二字名，不光承旧制，并且大略表述了全诗内容及其气势；二是“歌”也较好地为作品体裁特征定性；三是从接管者角度来看，也便于记忆。
《文选》落款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或者有三个直接的原因：一是因为文末一段有“既以解足下，并认为别”之句；二是受嵇康另一篇《与吕长悌绝交书》落款影响，《与吕长悌绝交书》所拟落款是准确的，因文章内容明确，并有“绝交不出丑言”语；三是受文章配景材料的影响。关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写作配景，根基文献如下：
《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胜流俗而非薄汤武。上将军闻而怒焉。”
《世说新语·栖逸》：“猴子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三国志》裴注：“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眀审者也。”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标不平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胜流俗，而非薄汤武。上将军闻而恶之。”
这些文献记录明确，应没有歧义。初嵇康给山涛写信，缘起是山涛举荐同伙嵇康自代，嵇康作书陈述其志以及生活习惯，拒绝了山涛介绍他为官的要求。个中，“拒”“拒绝”“告绝”，皆为拒绝为官一事，这和写《与吕长悌绝交书》性质完全分歧。《文选》拟题误读了这些配景材料，而“绝交”二字起了要害词的感化，一向指导后世的阅读。《文选》若落款《与山巨源书》即好。
三
阅读作品，以读题为起点，由此进一步商量作者的写作立场、感情基调。作者为什么写作，以何种姿态进入写作，这决意了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感情和语境。
绝情由绝交来，绝交是人际关系的形式示意，是隔离情谊与往来；绝情是人的品性施展，是不讲友谊，不讲情面。如依通行文章落款提醒，“绝交”是指示牌。循此思路，首先会设置对话情形，嵇康与山涛对话必然是剑拔弩张、横目对视的；其次剖析绝交的原因；接着会剖析绝交的情理。如许的剖析难免会对文本内容发生一些疑心。故每引《与吕长悌绝交书》“绝交不出丑言”，解说《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以恶言危险对方。但无法注释的是，尽管“绝交不出丑言”，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却有“何意足下苞藏祸心耶”如许言辞深重的话语。
如今能够换一思路去剖析，不是“绝交”，而是“陈情”以拒绝山涛举荐仕进之事。作者是就事论事，读者也应就事论事。文章陈述写作之由是“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也是就事论事。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绝交之意，只是陈情，如文中所言“故具为足下陈其能否”，如斯罢了。应注重，无论言辞若何犀利，用词若何激烈，都没有改变文章性质。
当然，如许的陈情是富有嵇康个性的。1.明确，不模糊。如“故正人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明确提出士人“出”“处”是“各附所安”的。2.直白，不掩盖。如：“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情面，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直言己短。3.酣畅，不生硬。“有必不胜者七，甚弗成者二。”论述详尽，酣畅淋漓。
但要注重到，因为他和山涛不平常的关系，嵇康书信在表述上有如下两个特点：1.强调其词。“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克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个中所述，当与实际不符。2.率性。这是被山涛过度包涵造成的。其甚者如“弗成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李贽《焚书》针对嵇康此信，揭橥过定见：“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实情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胜仕进，仕进必取祸，是也；谓涛不亲信而故欲贻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鸳雏，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气，作不情之遁辞乎？”李贽从二人关系和举荐之事方面指摘嵇康。所谓竹林七贤，以山涛、阮籍、嵇康为主，而山涛承担了指导和组织的主要脚色。史载，山涛早孤居贫，少有度量，介然不群。而山巨源与嵇康友情终始，《世说新语》载：“猴子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昔时能够为友者，惟此二生耳。"嵇康临终，托孤山涛，《晋书》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身后，山涛举其子嵇绍任官，《世说新语》载：“嵇康被诛后，猴子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嵇康言辞过激，恰是因为山涛的宽容，这也是二情面谊的印证。
综上所述，如将《与山巨源书》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读，这并不相符嵇康本意，对懂得山巨源品性也是不公平的。其实，嵇康作此文并非真的要绝交，而是一时急怒之下的使气、明志之文。如若决意绝交，完全能够像《与吕长悌绝交书》那样简短了之。如斯长篇大论反而证实了嵇康对山巨源的相信，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而山涛素以器量见称于世，又知嵇康脾气，给以谅解，后二人重拾旧好也在情理之中，托孤之事恰是其友谊的存续。
（作者：戴伟华，系广州大学文学院传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