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气”是宋明以来书法鉴赏与指摘的一个颇为主要的审美内容和尺度，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书法史、书法美学史所无法回避的主要理论课题，可惜前人述而岂论，今人的研究也未能深入，且时有曲解。本文试图对其名称由来、寄义变迁、美感特征和理讲价值等问题做一初步的考索与评说，旨在引玉，以解悬疑。
以“书卷气”作为权衡书法艺术水平高下雅俗的首要依据，始见于宋代书论，但无其名。
苏东坡《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诗中有“退笔如山未足珍，念书万卷始通神”句，意思是功夫深不如多念书，只有学富才能使书法达到神化的境界，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解说。
《宣和书谱》评李磎书法说：“粗略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尘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处使然也。”又评沈约书法说：“粗略胸中所养不凡，见之笔下者皆超绝，故善论书者以谓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俗气。”
从这里能够看出一种因果关系：念书多能使人心胸奔放，志趣雅致，识见超群，书法天然会明个性、富韵味、宏景象、弃尘俗，由此而发生美感。
▼苏轼《中山松醪赋》局部
黄庭坚《跋东坡书》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文字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他所感触到的“学问文章之气”，就是后来常说的“书卷气”。而有人把“书卷气”视为一种气势，非是。
▼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局部
在前人看来，书法是正人之艺，是文人士医生的雅事，所以又把“书卷气”称之为“士气”。刘熙载《书概》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食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他要求念书人在书法艺术上连结本色，避免各类属于世俗的不良风气。“
士气”是就人而言，其名始见于元代画论。又称“士夫气”、“士人景象”。古书最初以简策编缀成卷，或以缯帛装轴，有些人就用“卷轴气”指代“书卷气”。“书卷气”之名大约始于清代，见《蒋氏游艺秘录》等。
▼蔡襄《虹县帖》
宋人之所以首倡“书卷气”，不过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出自文人士医生的创作。
如朱长文《续书断》评蔡襄书认为“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罢了，岂若一技挑夫役哉”，他把念书人写字算作增强自身教养的一种手段，而不像那些靠一技之长吃饭的人去劳心辛苦。
苏东坡《题笔阵图》认为：“文字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固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在他看来，书法有形就有弊，如能不为形累而任情遣兴，即能够自乐，比下棋好，而且书法不是凭借外物而能自得于心，也是古来圣贤所追求的方针。
他们的设法与欧阳修《试笔》自述学书自乐、不计工拙都是统一境界，旨在陶冶脾气，超然脱俗，争夺书写上的最大自由。这种心态与宋代禅悦之风有直接的关系。
▼杜牧《张好好诗》卷局部
其二，来自对书法的根基熟悉。
《宣和书谱》评杜牧书法“与其文章相内外”，评薛道衡书法认为“文章、字、画同出一道，特源同派异耳”，都是从整体脑筋体式出发，在“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统一熟悉层面长进行论说，最终归结于“道”，很能施展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
邓椿《画继·论远》认为“画者，文之极也”，与此千篇一律，为一时风气所致。
▼米芾 《伯充帖》
其三，审美情趣、价格观点发生了转变。
米芾《海岳名言》斥“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柳体“为丑怪恶札之祖”，颜字真书“入俗品”，与唐人风尚迥异。王著工书，黄庭坚说他“病韵”（《跋周子发帖》）；王观回信法不工，因为“无秋毫俗气”而受到一定（《题王观回信后》）。
在黄氏看来，书法以脱俗为第一要事，不必计较工拙，与《宣和书谱》力戒“下笔作字处便同世人”的用意完全沟通。苏东坡论画有一段话也是极好的参证：“观士人画，如阅世界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鼓动、外相、槽枥、刍秣罢了，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便倦。”（《跋汉杰画山》）
能够一定，“取其意气所到”也是书法审美的着眼点，代表了宋人首倡“书卷气”并蔚成一代书风的主流思惟倾向。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这里面也许还有一种隐情：苏东坡《书朱象先画后》有“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事详《新唐书·阎立本传》）之语，与宋明以来一向强调书家作品要与书手字匠的俗书相区别，首倡“书卷气”的做法能够并观，颇有文人士医生自高位置、标榜身价的意味。
黄庭坚《论书》对“书卷气”又做了拓展性的论说：“学书必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文字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医生处世能够百为，唯弗成俗，俗便弗成医也。”
道义指人品道德、礼义规范，“广之以圣哲之学”意在多念书，使圣哲的思惟在本身身上潜移默化，做到雅致脱俗，书法才可贵重。不然即使功夫能媲美钟王，也不外是俗人俗书罢了。这种概念是从苏东坡《跋秦少游书》提出的“技道两进”思惟蜕化而来，带有“人品即书品”的伦理学色彩。
▼黄庭坚 《花气薰人帖》
黄氏的概念被清人承接下来，如《蒋氏游艺秘录》列“书卷气”的两个需要前提：人品高、念书多。
杨守敬《学书迩言》还有具体的注释：“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天然溢于行间，古之人人，莫不备此，断未有目不识丁而能超佚等伦者也。”
因为人品的阑入，把原本近于合理的“书卷气”审美变得有些恍惚不清了。
人在社会中生活，各类不良风气都或者给书家和艺术气势带来不良影响，干扰或抵消学养所能施展的正常感化。首倡“书卷气”的基本目的在于脱俗，与况周颐《蕙风词话》提出“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念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的事理一般，书法追求“字外功夫”即由此而来。
古代书家都是念书人，他们多半对传统文化艺术精神有对照好的懂得，由学养化育出来的审美幻想使之对书法有一种颇为执著的、属于一个壮大社会群体的配合追求，不会随意地转移志趣并脱出这一既定立场。他们固守“技进乎道”的原则，把书法当成一种人分外化的过程与形式。
当书法显现社会性坏处的时候，念书人的狷介与自强精神就会经由某些卓越人物的谈吐和实践示意出来，成为治病良方。以苏、黄为代表的书法实践与“书卷气”的提出就是针对“院体”的坏处而来，是常识阶级既定立场和价格观点的自身调节。
明清人首倡“书卷气”的用意也不出此局限。就此而言，“书卷气”不是一种确定的美感，也不是一种严厉意义上的指摘尺度，正如方薰《山静居论画》“前人所谓卷轴气，不以适意、工整论，在乎雅俗”的诠释，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前人之所以如许看问题，是因为古今书家在常识构造、艺术实践、审美心态与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例如《翰林粹言》把“胸中有书，下笔天然不俗”当成真理，吴宽《匏翁家藏集》确以“书家例能文辞，不克则望而知其笔画之俗，特一书工罢了。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的纪律，均来自经验和直觉判断，今人却不会如斯简洁地看问题。
再如傅山《赠太原段孔佳》一文的论述：“书生段增，聪慧人也。偶来揭帖，安详连犿，日益精进。即此喻之，亦学问事，弗成以技观也。”其思惟脉络是：念书人习定，学养使得笔意安详委宛，提高极快，就此而言，书法与学问成正比，不克简洁地当成一种身手来对待。
应该认可，傅山的见解相符在古代书法进修的一样纪律，假如段增不“聪慧”，还会有这种联想和结论么？唐代写“干禄体”、宋代写“院体”、明代写“台阁体”、清代写“馆阁体”的都是念书人，甚至有大学者，为什么会遭到诟病呢？
▼苏轼 《祭黄几道文卷》局部
汗青地评价，首倡“书卷气”是需要的、积极的，而念书所获得的器材如思惟的深刻、气宇的雅致、闻见的渊博、心胸的奔放，以及散文的抒情与诗歌的浪漫、汗青的沉郁与治理的睿智、美的分辨与追求、幻想与情操、自信与执著……都能够转化为书家的艺术意志，进而缔造出美的形式来。
但有两点是念书所无法替代的：天才与灵性，而它们都是艺术的生命形式所弗成或缺的组成身分。
另一方面，念书多框框也多，理智经常会跳出来压制本性和感情，正统观点把念书人限制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圈子里，使抒情蒙上范例的面纱，“书卷气”尤其能施展这种精神。
从今天的角度看，“书卷气”代表了宋明以来书法新古典主义的根基倾向，有着主要的理讲价值，很值得借鉴。至于个中自筑藩篱的消极成分，也不难判识。
▼黄庭坚《致无咎通判学士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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