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国都粮食供给求助。道光皇帝痛下决心，于第二年二月初下旨要求众大臣卖力参议漕粮海运的方案。
道光朝漕粮海运改造
清初厉行海禁，顺治时曾颁令：商民擅自下海商业者，货色入官，人即处死，家产尽给密告之人。康熙元年（1662年），为进一步挤压纵横台海的郑成功抗清大军的生存空间，下达“迁界令”，强逼东南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
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氏集体归附，才开海禁，但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一百几十年里，清廷对民间海上运动的管控从未松懈。
无视“蓝海” 贻误先机
一八五五年黄河改道北徙，困扰淮安城多时的河患自此减轻。但运河北段的严重淤塞，让漕粮海运渐成常态，运河之都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
其实，因黄河水患络续，漕运时通时断，碰到饥馑之年，北方缺粮甚多，一些官员早有借海运以济漕运之议。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运河咽喉淮安清口段淤塞，皇帝本人也坐不住了，下旨要大臣商议海运是否可行。其时的河流总督张鹏翮力主淤塞之处能够疏浚，来岁粮船必定通行无误，后来果如其言，海运之议作罢。
雍正时期（1722~1735年），广州知府蓝鼎元鉴于漕运花消伟大，重提海运之议。他建议借珍爱海上运输船队之机，掌握海上交通要道，提高水师作战能力。他力驳否决派担心“市侩”与“洋船”骚动中国秩序之说，直指那不外是陈腐书生管中窥豹之见。
蓝鼎元乃福建漳浦人，曾介入平定康熙末年..反清兵变之役，事后撰写《..纪略》一书，提出系统治理、经营..的概念。后来乾隆帝读其著作，曾誉为“筹台宗匠”。以今人视角来看，早在三百年前，蓝氏以海运促水师、争海权的计谋目光，的确非常超前，可惜朝中君臣多见不及此，未予采纳。
嘉庆九年（1804年），一度公开否决海运的乾嘉学派首脑、时任浙江巡抚阮元，因洪泽湖水势低弱，不足以冲刷河流，淮安黄淮河口淤塞，江南各省漕船至此动弹不得，不得不转而黑暗筹备海运。他的规划，是在江南筹集海船400余艘，每艘载米1500余石，算上装卸等各类成本，每年往返3次，可比漕船节约三分之二的运费。可是合法商船陆续群集浙江，预备起运之时，北上运河又通行了，一切只得功败垂成。
嘉庆皇帝本人是倾向于海运、漕运并举，以防万一的。他屡次下旨让江浙各地官员试行海运，但从两江总督到江苏巡抚，对履行海运似乎都不热心。两江总督勒保等官员，甚至上奏力陈海运“弗成行十二条”，大意是海运开销大，风险高，漕运海运并举，徒增机构人手而无实质益处等等。嘉庆帝心烦意乱，爽性命令：今后不要再谈此事了。
清代中前期的海运之议，之所以历久流于空口说，症结在于大部门中央与处所官员，仍受小农经济传统意识束缚，对海运的广宽前景贫乏熟悉，将漕运、海运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当然，漕运沿线省份的官员每年可从治河、治漕的宏大经费平分肥，漕船往返也给了漕运治理机构官员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好机会，如斯复杂好处纠结，改造怎可轻松推进？
道光“下海” 一波三折
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国都粮食供给求助。道光皇帝痛下决心，于第二年二月初下旨要求众大臣卖力参议漕粮海运的方案。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胪陈海运的可行性，称“海运神速，风顺七八日可到，较河运不啻十几倍”。道光帝见之大喜，遂斥退仍持否决定见的大臣，升引支撑海运的琦善（就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因签约割让香港而臭名远扬的那位）接任两江总督，同样热心改造的原安徽巡抚陶澍，则调任江苏巡抚。
陶澍的新团队中，既有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等处事精壮的政坛新星，又有眼界坦荡的幕僚包世臣、魏源等学者专才。熟悉清朝中后期汗青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个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改造派声威，是多么“豪华”。
史料记载，道光五年六月二十，陶澍抵达淮安清江浦，视察河漕。时值盛夏，数万运夫骄阳下挥汗如雨，扛米翻坝，他见之不禁动容，后来曾作诗记述当日情境：“车声辘辘人如蚁，运米漕河无勺水。万竿楚舳与吴樯，涸向湖 僵不起（‘ ’意为水边）。”这下子，他筹备海运的决心就更果断了。
在贺长龄、林则徐等人的谋划辅助下，江苏率先试行海运。同年九月，两江总督琦善、漕运总督穆彰阿、江苏巡抚陶澍联名上奏“筹商漕粮海运章程六条”，道光皇帝御笔一挥：“著照所议打点”。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即皇帝下旨讨论海运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海运正式启动。十天之内，天天跨越90艘商船前来兑运，共装米粮80万石。以其时的装卸手艺而言，速度相当惊人，可见陶澍等一众官员计划之精，督办之勤。大约一个月里，有不下1000余艘运粮海船，出长江口扬帆北上。随船押运参将关天培抵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申报称：已查明到岸进口船424艘，后继船只390余艘“不日可来”。漕粮海运的首航，显然相当成功。
道光六年的首次海运成就，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仍只是一次应对京师粮食危机的“短期带动式”的动作，未能形成常设轨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第二次漕粮海运启动。此时，陶澍、林则徐等官员或已辞世，或被贬黜，漕运派与海运派又一次执政中激烈争辩。
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既要偿付大量战争赔款而财务压力大增，又面临英法等列强掠取制海权的严酷实际，运费较廉、船期较短，且有助于磨炼海上力量的漕粮海运，已成大势所趋。
据记载，第二次漕粮海运共拨用船只1400余艘，河海并运使适合年达到京师的漕粮，超出往年50万石以上，主事官员颇感写意。
七年之后，发生“咸丰五年黄河大改道”。捉襟见肘的清廷，一面忙于对于宁靖军，一面戮力施助，基本无力重建运河河流，海运成为江浙两省输送漕粮的独一选择，自此渐成常态。至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盛宣怀等在上海成立汽船招商局，近代化的汽船到场漕粮海运队列，海运与漕运之争，那又是另一段布满弯曲情节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