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初十这一天，驻守在紫禁城西北角的一个堆拔（满语，即哨所）里的护军尖兵，沿着筒子河边巡逻。冰封了一个冬天的筒子河方才解冻，初春的水面，平静如镜，是以，漂浮在河面上的一具浮尸也就分外惹眼了。
尖兵发现浮尸今后，立刻申报给值班的护军章京，章京又回奏给在景运门当班的护军管辖崇信，最后又轰动了总管内务府的大臣们。于是，内务府慎行司的官员敏捷出动，会同护武士等，七手八脚将浮尸打捞上岸。
死者是一个青年男子，从尸身上吊挂的腰牌上得知，此人系造办处的绣匠常德。经刑部传来的仵作磨练尸身，从头到脚未发现伤痕，因而得出了“溺毙属实”的结论。不外他究竟是失足落水，照样被人推入水中？或是投河自杀？尚不得而知。
现场获得的另一线索，是从尸身上找到的一张当票。经内务府派人去寺库核查，所当之物为官绒一包（官用刺绣绒线）。因为死者是造办处的工匠，又死在了紫禁城筒子河中，此案按例由内务府慎行司审理。于是，慎行司将死者之父得受，以及造办处绣作头子田保住、崔长长住、领催泰山保等人，一一传讯到案。经由一番审讯之后，有关绣匠常德之死的各种内情，逐渐清楚。
本来，得受、常德父子皆属内务府的包衣管领下，离别在涤儿作、绣作充任绣匠。绣作共有绣匠24人，承担一应内应绣工活计，因为“活限甚紧”，故一贯“涣散各匠，按限成做”。
常德其人，本来就因做工迟误经常受罚。上一年的十一月初七、初八日，常德所派的活计又未如期完成，至九日早晨，常德即借机脱离绣作，一向到晚上也没归来。催长长住曾派绣匠头子田保到其家中盘问，得受未见常德返家。无以作答，便推托是染病在家，痊愈后即归。
后来，绣作又多次派人传唤，德受皆称尚未痊愈。这时就有人狐疑常德外逃，但没想到他会投河自杀。哪知失踪三月，竟一向在筒子河的冰水之中。为此，主审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常德素日桀黠，兼之所领官物私行当用，绣作催迫甚紧，常德一时情急轻生，似无疑窦。
常德被迫投河自杀一案，正本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件。处于最底层的宫中仆众——宫女、寺人、苏拉、匠役，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胆量大的外逃了，胆量小的不过乎就是投河、上吊。再者，造办处的工匠正本就是皇上家的包衣奴才，远比不上那些大人们饲养的猫儿狗儿的，一旦轻生自杀，也不外就是碾死个臭虫一样。
但常德竟敢在陈尸禁地，既脏了皇家的御河，又为大内添了几分晦气，实属可恶之极。然而死者已经咽气，那就只有对死者的亲属和该管官员们从重责罚，以示警告了。
如斯这般，内务府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就把一多量有关的人员连累了进去。首先是常德之父得受与绣匠头子田保住，离别以“明知其子当差桀黠，不成管教”及“既知常德素日桀黠，乃敢于徇私，至活计迟误始行连次催逼，乃至常德在紫禁城内投河自毙”，应将两人发往黑龙江充任吃力差。
而主管绣作的催长长住与兼管绣作的庄掌舒明阿，皆离别处以除名留任及降一级留任。主管造办处的郎中永德、佛宁，包罗福隆安、和珅、英廉、德保等总管内务府大臣，就被罚俸三个月至一年不等。而紫禁城的护军管辖、章京人等，也以牵制未周构兵部门别议处。
内务府将常德一案的措置定见上报给乾隆后，乾隆帝批示“依议”二字，这一筒子河浮尸案便如许被了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