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1888～1979年）号岫庐，广东省中山县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出书家，同时又是一位靠自学成材的藏书楼事业家和藏书楼学家，自称：“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我在藏书楼的时期却很长。我不是职业的藏书楼馆员；但我泰半生消磨于藏书楼的时间生怕比一样职业的藏书楼馆员尤多；一个职业的藏书楼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藏书楼发生过关系，而与我有关系的藏书楼至少有几千所。”（注：王云五：《我的藏书楼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26页。）并曾历任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东方藏书楼馆长、中华藏书楼学会索引..和执行..等委员、上海藏书楼学会委员及委员长。本文拟从东方藏书楼这一个案评析王云五对藏书楼事业的进献，并初步索求一下其藏书楼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本世纪20年月，新文化活动中的文学革命最终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并使过时的文言文和旧的迂腐文学敏捷衰落。跟着书面说话和白话的渐趋统一，阅读和出书变得加倍便当，新学书刊日益增多。同时，西方教授思惟的系统传入也打破了我国纯真灌注的传统教授模式，进修乐趣的培育逐渐被教育界所存眷，学生对新常识的求知欲较前更为强烈。这一系列转变都要求对藏书楼界残留着的“藏书楼”性质的治理方式进行一番改造，以适应现代文化成长的需要。王云五恰是在如许一个急需厘革的汗青时期主持了东方藏书楼。
1 促成了东方藏书楼的开放
东方藏书楼的前身是商务编译所附设的涵芬楼。1902年，到场商务的张元济礼聘了很多硕学专家和富有教育经验的学者担当编译工作，但“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吃力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注：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见《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页。）。此后，张元济肆志汇集图书，先后收入了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等藏书，1904年为存放书籍设立涵芬楼。待到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活动蓬勃鼓起，张元济于1921年2月建议用公益基金：“不如专办一公用藏书楼，于社会尚较有益。”（注：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4页。）1924年这一公用藏书楼落成，涵芬楼藏书移入该处，该馆就是被定名为与西方并驾的东方藏书楼，礼聘王云五为馆长。商务设立这一公开藏书楼的目的，正如张元济在《东方藏书楼概况·缘起》中说：“今国内学者，方倡多设藏书楼津贴教育之说。沪上为互市巨邑，世界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万万，其有需于藏书楼者甚亟。是虽权舆，未始弗成为泥土细流之助。”为使这“泥土细流之助”的目的得以实现，王云五经由了两年多的积极筹备，这首要施展在以下三方面的治理改造。
第一，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入主东方藏书楼之时，恰是藏书楼“兼收西方新籍与其译本，及近人对新学术的著述”之际。面临东方藏书楼数十万的中外藏书，王云五认为：“藏书楼之公开，首须作合理的图书分类。”（注：王云五：《我的藏书楼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32页）我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门类法难免显出其粗疏，罢了引入的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也不尽适合我国的古籍。其时藏书楼学界纷纷对杜氏分类法加以革新，如清华大学分类法是在杜威十大类之外，再加上丛、经、史、子、集五大类，容纳中文图书。而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是把杜威分类法中的某几类加以合并，空出的类号分给中国图书。王云五认为这种方式仍然造成中西书籍的分置，是以提出了以内容性质为尺度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该分类法是在美国卡特氏的“选择其性质沟通的放在一处”原则指导下，给杜威原有类号离别冠以“十”、“艹”、“士”3个符号，来容纳性质上与西方图书大同小异的中国书籍。如许“不光译本与原本绝对放在一路，而中国古籍与西方图书性质尽同或大同小异者，无不离别置于沟通或接近之地位”（注：王云五：《我的藏书楼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36页。）
第二，四角号码检字法。我国传统检字法中最通行的当为部首检字法，但该法因为部首相对少且易混，造成检索费时、不易确定的毛病。王云五针对此弊，在参考林语堂首笔检学法创意的根蒂上，提出幻想检字法应该“一是将新部首之数大增，使每部收容之字减至最低限度；二是新部首必需轻易确定，且各有其天然的顺序”（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92页。）。1925年，王云五在电报号码的开导下完成了号码检字法，即每个字用依序分列五类笔画的数目来代表。后来，王云五又对此法加以改造，用数字代表笔画的种类，如“一”代表横笔，“二”代表垂笔，“三”代表点和捺，“四”代表叉笔，“五”代表插笔，“六”代表方块，“七”代表角笔，“八”代表八字形，“九”代表三笔平列如小字形，“0”代表横笔上再加一点之笔。此外，再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顺序取一个字四角笔画代表全体的笔画。这一改善的新法即“四角号码检字法”直到1928年才最终完成。该检字法长处是检索直接、敏捷。蔡元培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中说：“王师长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享用。”
第三，中外著者统一分列法。著者的姓名，中文用汉字，西文用字母。对二者的统一分列，王云五最初只是按照约翰大学藏书楼的法子，把中国著者的姓音译成罗马字母，取其第一字母和姓的笔数合成一个符号来与外国著者号码分列起来，但该法极不轻易。在发现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后，王云五感觉外国字母也能够用号码来代表，于是制成一种罗马字母号码表，用0～9这十个数字离别代表26个字母。如许，外国姓名只要按表翻成号码，中国姓名只要照四角号码来编号，中外著者便能够统一分列在一路。
王云五各种治理方式的改造使藏书雄厚的东方藏书楼有了类别、书名、著者等几种便捷的检索途径，极风雅便了读者。东方藏书楼于1926年5月3日公开阅览后，来馆人数一日千里，据《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统计，东方藏书楼1929年阅读人数28999人，阅览图书18789册，1930年36800人，45517册。由此可见，王云五促成了东方藏书楼真正把涵芬楼原备编纂参考的书籍进献给了社会。
2 致力于东方藏书楼的答复
东方藏书楼合法以近30年搜罗所得巨量中外书籍办事社会之时，不幸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除涵芬楼移藏在银行中500余种善本古籍得以幸免外，东方藏书楼藏书悉数化为灰烬。据1932年《一二八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记》统计，东方藏书楼损失图书：
这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难。其时学界、官场纷纷函电慰问，一日数起，亦足见该馆在社会文化中之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本着“为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的精神，起劲要答复商务及东方藏书楼。“..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对照有点规模的企业，感觉有些憎恶，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死力要把它扶起来。..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出书的图书杂志，多有首倡民族主义和否决帝国主义的，也觉着有些憎恶，便趁势一火炬它烧尽。我认为一烧便不克答复，也是莫大的耻辱。”（注：见王云五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期（复刊号）卷头语，1932年。）
经由同人半年多起劲，商务终于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下于是年8月复业。营业逐渐好转后，王云五便积极从事东方藏书楼的答复。1933年4月，王云五提议并经董事会经由就每年红利所提乙种稀奇公积金中拨其三分之一为东方藏书楼答复基金。此外，并设立东方藏书楼答复..，聘胡适、蔡元培、陈光甫、张元济、王云五为委员。除要有充沛的答复资金外，汇集图书成了东方馆恢复的急需，王云五首要针对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书籍。
第一，丛书。王云五为答复中的东方藏书楼搜罗了大量中外新旧书籍。个中旧书方面以丛书为最多，仅优良丛书就稀有百种。这些丛书再加上涵芬楼旧藏善本秘本的“烬余丛书”数十种，后来被王云五以《丛书集成初编》之名结集出书。
第二，处所志。东方藏书楼正本所藏处所志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可惜尽毁“一二八”之役。王云五认为处所志对藏书楼典藏极关主要，是以多方搜购，计得一千四五百部，各省通志悉备，府厅县志也居七八成。
第三，年谱。到1936年，王云五已汇集我国年谱有一千三百余种，并为此编制了索引。此外，东方藏书楼还先后领受了德国、法国等救助的数千种珍贵书籍。到1937年8月“中日战事舒展至上海之时，总计已收得书籍三十余万册”。（注：王云五：《我的藏书楼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39页。）
东方藏书楼方拟重建之际，“八一三”沪战爆发，答复规划被迫住手。商务重心最终转移到了重庆。待到营业渐趋不乱，王云五将商务在后方的样书、在渝出书的新书及另外书籍于1944年公开供人阅览，该馆命名为东方藏书楼重庆分馆。“虽僻处一隅，而日夜前来阅览者，平均每日二三百人。”（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334页。）由此可见，王云五其时在重庆公开藏书楼尚不多的情形下开放东方藏书楼的意义。
3 化解东方藏书楼的进献
作为藏书楼事业家的王云五，不只在东方藏书楼的开放与答复中做出了本身的进献，并且“想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藏书楼化成无量数的小藏书楼”“协助各处所，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很多家庭，以极低的价值，开办具体而微的藏书楼”。（注：王云五：《我的藏书楼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37页。）显然，这一构想把藏书楼事业与出书慎密关联在一路。实际上，王云五在初入商务的出书实践中已透露出二者相连系的眉目，如其在《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中说：“不佞近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踵张菊生、高梦旦二公之后，见曩印《四部丛刊》阐扬国学，影响至深至巨，思自别一方面植通俗藏书楼之基。”若是说商务前期因以扶直教育为己任，张元济的到场而把学校教育纳入了出书中来，那么，到了王云五这里，藏书楼社会教育成了出书鹄的，从而把商务出书局限扩大到加倍广宽的水平。王云五首先从治学门径下手，编印各科小丛书，进而与各大学及学术整体订约编印专科丛书。主持东方藏书楼后，王云五深切体味到：“比年国内藏书楼活动盛起，而成就不多。究其故，一因为经费支绌，一因为人材缺乏，而相当图书之难致，亦其一端也。”（注：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见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书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90页。）此时，各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国粹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等已陆续刊印了三四百种，于是王云五起头预备“以整个的通俗藏书楼用书供献于社会”的《万有文库》。文库的内容经由了精心谋划，如第一集筹备共分三项：“去芜存精的选择已出书的各类丛书；选定最新出、注释最详明与《四部丛刊》宋、元、明善原形异的国粹丛书；选定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此外，文库的编印也进行了刷新，如书脊上都刊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类号，并都附有书名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的卡片，极风雅便了图书的治理。《万有文库》第一集以收书1000种、2000册规模于1929年以360元的低价出书。接踵推出的第二集出书于1934年。该文库的先后出书促使了一批新藏书楼的成立。“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均已悉数出书。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藉该文库以成立之新藏书楼在二千以上。”（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14页。）
4 藏书楼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王云五主持东方藏书楼前后快要8年，这是他平生中藏书楼事业最绚烂的时期，也是他藏书楼学理论最有建树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专著有：《四角号码检字法》（1926年）、《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新目录学的一角落》（1943年）。论文及序跋有：《杜定友著图书分类法序》（1925年）、《东方藏书楼概况·序》（1926年）、《中外著者统一分列法》（1928年）、《藏书楼学》（1929年）。这些专著论文涉及到汉字排检法、图书分类学、藏书楼学等几个方面理论。前两个方面，本文已有所论说，这里重点谈一下王云五对藏书楼学理论的独到看法。
（一）关于近代藏书楼的性质
作为靠藏书楼自学成材者，王云五自称：“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注：王云五：《我的学校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书社，1997年版，第3页。）这使他对藏书楼的社会教育价格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不特能匡助学生获得很多的学问，而且还能养成他们主动研究的乐趣和高贵高声的思惟。”（注：王云五：《藏书楼学》，见《教育与公众》第1卷第5号，1929年。）恰是基于这种熟悉，王云五认为藏书楼还要具有布衣化特征，办事于全社会，“如今时代的趋势，政治虽已有布衣化的倾向，而一样学校却朝著贵族化的路上走去，空手空拳的穷汉们，只好盘桓于学校门外‘望洋兴叹’，我们要使公共都做有作为的国民，只有办藏书楼！我们要不使这很多天才湮没，只有办藏书楼！”（注：王云五：《藏书楼学》，见《教育与公众》第1卷第5号，1929年。）显然，王云五把藏书楼看作民众教育中弗成贫乏的一部门。
恰是因为把藏书楼看作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王云五认为藏书楼中最主要最难题的事务是选购。对于藏书楼中的馆员，王云五认为要具备目录学的常识，稀奇是一些常见目录，如知见书目、考据书目、一样书目、分科书目、公家信目、私家信目、书局书目等都要研究。对于书籍，王云五主张藏书楼要具备根基图书、实用图书、参考图书、消遣图书、因地而定特别图书等五类。这些概念对其时藏书楼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一种积极指导感化。
（二）关于藏书楼的研究对象
二、三十年月藏书楼学界提出了颇有中国特色的“要素说”理论。众所周知，1932年刘国钧师长《藏书楼学要旨》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式”的“四要素说”。同年杜定友师长《藏书楼治理方式新概念》主张“书”、“人”、“法”的“三要素说”。可是，若是检索一下早期揭橥的藏书楼学论文，我们不难发现王云五早在1929年《藏书楼学》一文中已有要素说的提法：
有了藏书楼而没有馆舍，这不克算为藏书楼；有了馆舍而没有图书，这也不克算为藏书楼；那么有了图书，有了馆舍，这可算藏书楼了吗？不！决不！有了藏书楼学舍，而没有人来看书，还不克算是藏书楼；因为藏书楼虽有了它的对象，而失去了它的效用，这只可称之为藏书楼。所以，图书，馆舍，来行使他的人，实为藏书楼之三概略素。
这具有远见卓见的“三要素说”堪称是王云五藏书楼学理论的精髓，也是他主持东方藏书楼实践中所遵循的根基准则。
经由以上对王云五藏书楼事业及藏书楼学理论的一番考查，我们能够发现他对文化事业的眷注背后有着很深的小我身分，如其晚年所说：“我与藏书楼关系至深，我生平读的书也算不少，所晓得的一点陋劣常识，都得力于藏书楼……是以我对藏书楼毫不能忘本，只要能对藏书楼做一点事尽一分力，都是绝对愿意的，固然我不敢说我是一个藏书楼从业员，但我甘愿以藏书楼办事员的身份一贯的为藏书楼办事。”（注：见《中国藏书楼学会会报》（..）第1期第10～11页，1954年。）这朴素的说话给我们供应了读懂王云五的最好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