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进士。此公性格倔强，为人刻薄。考取进士以后，他曾在江西做过知县，但因“办事马虎”被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弹劾，只好返回京城去坐冷板凳。
沈葆桢
周福清仕途不顺，因此愈加想让后代有个好前程，偏偏周伯宜（鲁迅之父）屡试不第，周福清就想走“捷径”！
他打听到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与自己是同科进士，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
周福清为让这笔“买卖”不亏本，还在信中罗列了另外几个考生的名字，要求殷一并照顾。为此，他向这几位考生家长索取了不少好处。
始料不及的是，当陶阿顺登船投书时，殷如璋与副主考周某正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谁知陶阿顺大声嚷嚷起来，责问殷为什么只知收钱不开收条。
在这种情况下，殷如璋只好翻脸，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查办。
事情败露之后，周福清逃往上海，后因走投无路，又自首投案。有清一代，科场舞弊本是杀头之罪，但念及他是多年老臣，再加上有人说项，最终被判八年监禁。
周福清入狱后，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经过这次打击，周伯宜更是破罐子破摔，越发堕落起来。他不仅终日酗酒，吸食鸦片，还经常打骂妻子，乱发脾气。
后来，他卧病在床久治不愈，享年37岁。
从此以后，鲁迅一家从小康坠入困顿。
周家的故事有几个版本，均大同小异，这是其中一个。纵观周福清的一生，大概有两件事值得肯定。其一是他虽然热衷于功名，但教育理念在当时不无可取之处。他主张儿童启蒙不一定非要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应该先读《鉴略》。
《鉴略》是明人李廷机根据中国历史编撰的启蒙读物。周福清认为读这书既可以识字，又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因此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用《鉴略》开蒙的。
另外，他还认为小孩子识字以后，应该读《西游记》之类的小说，而不是读比较难懂的《诗经》。其二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
这部日记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云和社会百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可惜1919年鲁迅回去搬家时，因为东西太多，，不方便带走，便用两天时间把它烧掉。
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鲁迅此举，实在是重大的失误。
有意思的是，鲁迅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还与周福清使用的纸张一模一样。而且，鲁迅的日记好像也记到临死的前一天，不知道是巧合，是天意，还是血脉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