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满高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请他注意。
「休姆和伯克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的思想的逻辑结果，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想相信不可信的事的人的最后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多过美国的哲学。」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辜鸿铭，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住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 ‧ 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对他颇为仰慕，辜仍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去的骄傲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二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个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要结束，我发现辜鸿铭在德国的某些圈子里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