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事实上，白话文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文学事件，更具有语言规划的意义。广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积极提升白话文的声望和地位，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一次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的成功典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言文一致、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先后创制了20多种拼音方案并积极推广，比较有影响的如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王炳耀的《拼音字谱》（1897）、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1908）、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1909）等。在语言规划领域，创制拼音方案属于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范畴。本体规划指的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方面，包括拼写法改革或文字改革、词典的编纂、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及文字规范等等。这些拼音方案为解决汉字难学难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获得很多上层人士的支持，如胡适就对这些试图使“天下语言一律”的“先进的人”很赞赏。
这一时期，以白话文为载体的书刊、读本越来越多，社会各个阶层均可接触到。在白话文事实上已经相当通用的情况下，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此后，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在《新青年》《新潮》上连续发文支持胡适的主张，讨论逐渐深入。胡适等人强调“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认为白话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还“可以用来创造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新文学”，而且可以用“做统一全民族的语言的唯一工具”。从语言规划角度看，这属于白话文的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范畴。地位规划是决定语言或变体地位和功能的决策过程，也就是什么样的语言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比如国家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教育语言、文学语言的确定等。声望规划是指为提高语言文字及其变体的声誉或形象，进而促进语言规划实施进程和效果的语言规划活动。任何语言规划活动都必须吸引正面的价值，以赢得语言规划者和潜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支持。对于本体规划而言，潜在的个体使用者要对所规划的语言结构和功能有正面的积极评价，所制定的标准才能赢得公众的真正支持。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形象的提高，关键是将规划的目标语言提高到高声誉领域（high prestige domains），即实现哈尔曼（Haarmann）所谓的“雅化”。胡适等人指出白话文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创造新文学。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人士，胡适等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为白话文正名，有效提升了白话文的地位和声望价值，改变了人们心目中此前“白话”属于“俗语”“俚语”的负面印象，扭转了语言规划接受者即广大民众的语言态度，使白话文这种本来只是市井小民的专属标签，变成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全体民众的语言文学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