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认真并且很严肃的事情。所谓藏书，首先所藏之书须有“质”，就是说它一定是重要的书，宝贵的书；其次所藏之书还须有“量”，家里如果只有三五本书，则远远谈不上藏书。
我虽然是研究藏书的，有很多关于藏书的业务书，或者说就是一些有关藏书的资料，但我本身不藏书。应该收藏怎样的书籍？一定是宝贵的书，重要的书，有两个标准：一是，所藏之书是善本书，二是，所藏之书对我们读书人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善本书，我家里没有收藏一本，原因是，干我们这一行当的，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就是研究藏书的人决不能自己收藏善本书。什么叫善本书？学界有很多定义，我个人认为，1840年以前的重要出版物或者手抄本都可以定位为善本书，带有文物性质。我的老师教导我们，1840年以前的出版物或手抄本一定不能收藏，因为很容易引起误会。北京大学有一位老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他是一位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青铜器，同时他家里也买了很多青铜器。后来这位老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在这期间，他还从故宫博物院借了一些青铜器拿回家去研究。这种情况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因为有借条之类的凭据。但到了文化..时期，虽然有借条之类的凭据，但有理说不清，不管是他借的还是他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全都被充公收走了。等到文化..过去以后，说要把他所收藏的青铜器退还给他，但已经搞不清哪些东西是他的了，最后全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鉴于此，我的老师对我说，不能买或收藏1840年以前的书或手抄本，1840年以前的所有东西都不要收藏。所以我家里不藏书，藏书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由此可见，藏书，得够“资格”，就以上原因而言，我一点也没有藏书的“资格”。
关于藏书的人，有一位老先生值得一提，他就是傅熹年先生。不过他家里现在已经没有藏书，而是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傅熹年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的副主任，他的祖父就是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曾当过清朝光绪年间翰林院的庶吉士，到了民国时期还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先生收藏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那时，傅熹年先生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他每星期都回家帮着他的祖父整理要捐献的书，因为成分不好，这一行为还曾遭到其他人的质疑。还有一位新的藏书家，叫韦力，因为有充裕的经济基础，收藏了许多书。他喜欢全国旅游，看到各种碑文，就想拓下来。前几年，有一次正在拓碑文的时候，所拓之碑突然倒了，正好砸中韦力的脚，伤情严重。这个“付出”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