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虞舜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之一，少年时即以孝闻名天下，位列“二十四孝”之首。受尧帝禅让之后，以身作则，以德治国，选贤任能，敬敷五教，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后功成身退，禅位于大禹。《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孟子》则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舜帝不仅是中华道德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人，深受后世敬仰。夏禹、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历代帝王都非常注重祭舜，宋之问、李白、刘长卿、元结、张谓、戴叔伦、刘禹锡、韩愈、吕温、柳宗元、项斯、僧齐己等文人墨客亦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文作品。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舜帝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其生平如何？其归宿又如何？
最早记载舜帝死亡问题的是《古文尚书》，其《虞书.舜典》中写道：“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作为天下第一奇书，《山海经》多次提到舜帝藏所，其《海内经》言道：“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亦肯定了舜帝葬于九嶷山，同时明确了“鸣条”既不是山西运城的鸣条岗，也不是安邑的鸣条陌，而是九嶷山里的鸣条峰——传说中的舜帝升天的地方有三分石，这与《尚书.舜典》中所说“陟方乃死”及《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遂陟方岳”都相吻合。
司马迁则在遵重先秦以往权威史籍的前提下，亲自“探禹穴，窥九疑”，方才郑重地得出结论：“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这就意味着：舜帝葬于南方苍梧之野之说，自春秋末年就得到包括孔子、墨子、吕不韦、司马迁、刘安、皇甫谧等主流学者的认同。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譬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写道：“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乎？”北宋史学宗师司马光同样发出了质疑：“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渡湘水？” 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画《地形图》，于宁远九疑山位置绘有九根柱状物及五个“∧”形屋顶，旁注“帝舜”二字，为舜葬九嶷提供了确凿的物证。
青山有幸埋忠骨，九嶷山因舜帝而名动天下，成了令人神往的德孝之源，境内有舜源、娥皇、女英、杞林、石城、石楼、朱明、箫韶、桂林九座峰峦。《水经注》中有云：“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峰，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嶷山。”
那么问题就来了，苍梧在当时属于蛮荒之地，既非经济、文化中心，也非抵御外族的军事要地。更何况，舜帝当时已近百岁高龄，交通又十分不便，为何还要选择“南巡”并最终死在了途中？
关于这一桩历史悬案，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四种解释： 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巡狩方国”，先秦时期，帝王巡狩始终是国家的重要大事，一方面借助巡狩巡视王畿内外地方治绩、劝导农业和观览民情，另一方面监督各族邦职事与贡赋、维系天子与诸侯臣属关系。
其二是“南征”三苗说。三苗为上古部落之一，曾长期与唐虞部落作战，最终被击败，《史记》、《淮南子》、《帝王世纪》、《后汉书》等典籍中均有记载。 其三是“德服”三苗说。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尚德》中有如下论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其四是“被逼避难”说。《韩非子.说疑》中有提到：“‘古之所谓圣君贤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截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则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截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按照韩非子的说法，“禅让”只是理想化的政治谎言，夺权篡位才是本质！
综合所有典籍来看，舜帝南巡的真实目的应该是“德服三苗”。舜帝虽有平四凶、四罪之功，却并不迷信武力，对三苗采取怀柔政策，所以才会一路宣讲着道德教化，同时伴随着音乐熏陶，并身体力行地率先垂范，最终“勤民事而野死”，还将自己的圣体留在了九嶷山，再加上二妃的泪洒斑竹、殉情潇湘，终于感化了三苗部落，心悦诚服地加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家庭。
舜帝南巡既带来了民族大融合，也带来了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自此以前，北方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三苗、九黎战争不断，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自此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无论中原大地如何动荡分裂，最终都会归于统一。
以此而论，舜帝南巡的丰功伟绩，足可光耀千秋万代。事实上，舜帝南巡之时，早已不在其位，又是耄耋之年，却仍然不辞劳苦，不避艰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所有华夏儿女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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