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关系是科举时代形成的一种特有人际关系，普遍存在于科甲出身的官员士大夫之间。北宋时期作为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阶段，士人的同年关系也由此出现新的变化，由宋初的同年之间相视如兄弟，逐渐转变为到北宋晚期的同年兄弟之名虽存，但多为泛泛之交。北宋中期作为宋初与宋末的过度阶段，这一时期的同年关系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官员的仕途与皇权以及官员的家族背景、人际关系息息相关，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势力鼎盛，高级官员多出自士族，其仕途的发展与家族的兴衰相关联，只要本家族的势力不衰落，那么其家族出身的官员仕途也就一帆风顺、一劳永逸。
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士族门阀势力开始衰落，历经五代战争的洗礼，士族门阀至北宋时期已经走向末路，此时官员企图依靠其家族势力在朝廷中发挥影响已无可能。再者，科举制发展至北宋已相对完善，促进了宋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官员多出自科举，为了保证仕途顺利，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会扩大其社会关系，而同年当是首选。
在进入仕途之前，新科进士已在期集活动中订立了同年之谊。进入仕途后，进士同年之间往往会通过荐举、互助等行为确保彼此仕途的顺利及家族的兴盛。1 同年举荐普遍
荐举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科举制形成之前，官员的多出自荐举。荐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荐举包括"举士、举官、举高德、硕学、至孝、节妇"，而狭义的荐举则特指举荐官员，本文所指的荐举即属于狭义的荐举。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官员的磨堪、升迁、差遣等均需有人保荐。当举主保荐官员时，除了考虑被举人的才能外，举主与被举人的关系往往也占有很大比例，同年之间的举荐就是很好的例子。北宋时期举荐同年改官、升迁、自代等现象屡见不鲜，同年荐举对于个人的仕途有一定帮助，尤其是同年之中有位居高位者，其仕进的几率就会有所增加。
2 同年互助加强
同年互助指同年之间在官场上与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不包括上文言及的同年荐举的范围。
对于身处官场的士大夫而言，仕途险恶、宦海风涛，风险无处不在，一旦陷入风波之中，其同年交好者往往会不顾风险出手相援。如：范仲淹与滕宗谅同为大中祥符八年（1017）进士，二人于期集活动上相识，之后又同官泰州，彼此友谊深厚。庆历年间，滕宗谅知庆州，因私自挪用公使钱遭到御史弹劾，在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的斡旋下而免受牢狱之灾。
当同年陷入风险之中时，即使是交往不深也会伸手援助。同年之间除了在官场上援助外，生活困难的同年家庭也是他们援助的内容之一。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沈严，与范仲淹、蔡齐、滕宗谅为同榜进士。沈严及第后仕途坎坷，在同年蔡齐的荐举下才得以升迁，但不久后卒于任上，沈家生活遂无着落，同年滕宗谅资助其丧葬事，范仲淹为其埋铭，之后蔡齐又出资嫁其女。沈严生前卒后得到众多同年的相助，足见同年之谊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之重。
3 同年集会广泛
同年集会是指科举时代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及第后的期集活动与进入仕途后彼此间的私人聚会。新科进士在释褐授官后正式进入仕途，同年之间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有同官一处者，有异地为官者。同官一处者相近的距离为彼此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同年间的私人聚会最为频繁。同年之间的相识开始于及第后的期集活动，进入仕途后无论是居官同处的相约集会还是异地为官的偶遇相交、专程走访皆强化了同年之间的感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北宋士人的交游活动，为"举世重交游"的北宋社会增添了光彩。
4 同年联姻盛行
正所谓"门当户对"，北宋每榜进士中不乏有家世显赫者，即使是出身于寒门，一旦考中进士高科，其家族命运往往会随之发改变，所以北宋士人通常会通过联姻的方式扩大家族势力，而他们的同年关系为此提供了方便。
同年家族联姻不但能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更加有利于他们仕途的发展，有利于他们私己利益的获得。对北宋士大夫而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借助同年关系得以优先获得，非血缘的同年关系一旦转化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姻亲，其联系的紧密性和稳固性就会得到加强。进士在同年交往成为政治伙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姻亲网络，他们在内部关系上盘根错节，在仕途上彼此奥援。
总体而言，同年关系在士人的社会关系中看似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交往中通常具有先导作用。在没有政治观念、政治利益的冲突时，同年关系是士人交往的加速器和粘合剂。通常情况下同年之间"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暱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以同年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私人生活场域，更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北宋作为"举世重交游"的时代，士人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多种交游，不仅扩大了自己的交游范围，并由此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他们砥砺名节、注重德行、把自己视为政治主体、积极参与政治，关心国家和社会利益，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