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从五代乱世浴血百战走来，“一根杆棒等身齐，打得四百军州都姓赵”，又通过“黄袍加身”夺权即位，虽不免有得国不正的嫌疑，但是也可谓取天下甚易甚顺，也因此，赵匡胤极为重视保持自己的权势，不遗余力地防止别人“复制拷贝”他的“成功之路”，他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既在表面上针对的是当时偏安江南的南唐政权，实际上也泛指包括文臣与武将在内的一切有可能危及他统治的人。宋太祖常常因此“睡不能着”“终夕未尝高枕卧也”，表现在行动上，他不时深更半夜微行至功臣家，可以理解为对潜在危险人士的一种震慑，他的这一脾性做派，导致宰相赵普“退朝不敢脱衣冠”，“时刻准备着”以待不速而至的皇帝陛下。
《雪夜访普图》表现的是赵匡胤夜访赵普家的场景。
赵匡胤本人是不折不扣的武将。
宋太祖既防范武将，又限制文臣，两个方面的措施都比较着力无所偏废，然而就其内心深处而言，他无疑认为文臣的威胁小于武将，并时有流露。如他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换言之，宋太祖不甚担忧文臣贪腐，心中惟恐武将叛乱。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 “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显而易见，其最大心病在于武将策动兵变，以至黄袍加身——这其中除了“分我一杯羹”型的流氓气帝王心术，也不免有被迫害妄想的不正常心理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宋太祖所谓“重文”实际有量穷措大翻腾不出什么浪花的轻视之意，而“轻武”却有掣肘节制军事人才打压其跋扈之气的重视之意，而终其统治期间，这一点并没有很突出的显现出来。
宋朝的“祖宗之法”中很核心的内容是所谓“纲纪制度”，与其说是一条条不容侵犯的规定，毋宁说是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不断演变延展的文化潜规则，而所谓的“重文轻武”，就是这么一种渐次嬗变的思想，而很显然，在太祖朝虽然有些思想上的端倪，但是并没有落地更不是朝野普遍的共识。
因而，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虽然心存重文轻武之想，但不得不施行文武并重之政，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在当时，四海未一，车书不同，必须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如吕中所指出：“太祖当尚武之世”，“后世当右文之日”。当时举国处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宋太祖绝无轻武的可能。宋人王应麟说：“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此处所谓“祖宗之制”并非宋太祖之制，而实际上是“仁宗以后之制”。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组合拳的开始。
宋初的统一战略是所谓先南后北。
宋太祖虽然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资历较深的将领的禁军统兵权，但是在边境地区久任专任边将，比如以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贺惟忠镇守易州、同时“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将免税后的边境贸易的利益全部让渡给边帅，让他们“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这被吕中称之为“虽无方镇之名而享方镇之利”。
北宋始终面临着辽的强大压力。
而在出兵作战时，宋太祖相对较无保留地任用王全斌、慕容延钊、李继勋、曹彬等宿将担任“都部署”，并给予他们“便宜行事”权。
宋人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元戎之任，无不统摄”足见都部署权柄之重、地位之高。起用文臣担任武职，实际始于宋太宗时期。宋人说：“至道故事，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至道是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很显然，文臣出任方面，实际上自太宗朝始。之后到真宗时才逐渐增多，仁宗以后才成为常态
其次，在宋初，士大夫群体水平有限，尚待培育涵养。
宋太祖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事业付于书生”。主意既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变为现实。“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宋初宰相范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一方面他们系前朝旧人，迫于形势所格才不得不顺从赵匡胤，另一方面从一个合格宰相的角度看他们也水平有限。宋太祖所谓的“叹宰相寡闻”，指的正是他们。翰林学士窦仪、陶榖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清介厚重，并无希冀拜相之心。与淡泊的窦仪不同，陶榖则躁急心热、非常热中，“意希大用”，百般巴结开国新君，吃相相当难看，譬如宋太祖受禅大典即将举行，“独未有周帝禅代制书”，正当为难之际，“陶榖出诸袖中，进日：‘制书成矣。’遂用之”。殊不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宋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不仅嘲笑其为文“年年依样画葫芦”，而且常说“陶榖一双鬼眼”。矮子里面拔长子，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自己原先的亲信、节度使幕僚出身的赵普为相，赵普虽精通“吏道”，并能出谋献策，但赵普寡学术，亦无宰相气度，又多为不法，并非宋太祖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
后人称“赵韩王（赵普）不读书”。
宋初学校与科举都处于草创阶段，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的原因所在。他说：“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毕士安）一人而已。”毕士安是宋太祖乾德四年（966）进士，是个相当标准的读书人，但他出任宰相，迟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在叶梦得看来，宋太宗以后才有重文轻武的可能。他说：宋太宗“取人益广，得士益多”，“广致天下之士以文治”。《宋史》称“自太宗岁设大科，致多士，居首选者躐取华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为时名臣”。
在宋朝武将受到制约，但是地位实际并不低。
正譬如宋代的官窑，祖宗之法也是文化内涵与技术实操的结合。
最后，本来就出身于武将的宋太祖不可能轻武。
宋太祖毕竟生长在五代乱世，又是行伍出身，无意吃饭砸锅，甚至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带有出于惯性的偏见。“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宋太祖有一次来到朱雀门前，看见门额上写着“朱雀之门”四个字，觉得颇为别扭，就问身旁的大臣赵普：“为什么不写‘朱雀门’三个字，偏写‘朱雀之门’四个字？”赵普告诉他说：“这是把‘之’字作为语助词用的。”赵匡胤听后大笑，说：“之乎者也这些虚字，能助得什么事情啊！”——这无疑是一句极端轻视文化蔑视嘲笑书生的话，宋太祖脱口而出，实在是言为心声。太祖动辄将文士贬称为“措大”，诸如“此措大儿语”卷、“此措大索事分”等等。军校史珪作为宋太祖派出“博访”以“周知外事”的亲信，深知其武人本性，才敢在他跟前挑拨离间，“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诬告文臣知州梁梦升；孰料宋太祖慧眼如炬，看透史珪的小心思，称赞“梦升真清强吏也”“，并赏识提拔之。开宝八年（974）二月殿试时，陈识与王嗣宗难分高下，宋太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结果王嗣宗得胜，成为闻名遐迩的“手搏状元”——角力又称手搏，是古代的一种基本武艺。王嗣宗“手搏得状元”，传为佳话，宋太祖无疑既右文又重武，无偏无党。
总之，宋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的局面，实际上并不始于太祖朝，而是发轫于太宗朝，《宋史》中所谓“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虽然是大众乃至史家的刻板印象，但是并不准确，宋太祖虽然有注重文治、“大重儒者”的意向，严格来说还并无“大重儒者”的具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