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当年在学校时和导师欧阳先生接触相处的时光并不多，除了正常见面的课堂和教室外，几乎没有独自聆听教诲的机会，对先生的智慧、胸襟和追求也不甚明了。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古训有之，加上除先生之外，没有拜过其他老师，因此这份师生情谊铭记在心，离开北京后的岁月里倒是有事就叨扰先生。
八十年代末，先生来西安时嘱人找到我，布置了一万字的文章，时间只有两天。接到任务的当天晚上就一宿没睡，手都写麻了，第二天按时完成这份“作业”。如今回想起来，这大概是一生中写作效率最高的一次记录了。文章发在教学杂志上，以后的几年里每次去北京，师母都要认真的拿出记录，发给我们稿费，其情其景每每想起总会有一丝温暖和感动。
邱宗康作品
九四年春，我带着和家兄一起研制的彩石颜料所创作的书法作品，去北京看望先生并当面请益。当时先生病重住院不见客，知道我去了，不仅见了我，还在病榻上讨论我的新作，并指出工艺美术也是艺术，由此坚定了我为表现艺术可以“不择手段”的理念。
九六年秋，身体特别不好，早上醒了居然下不了床，想着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很是悲观。决定要出本作品集，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便带着初稿去北京找先生。先生鼓励我好好做学问，要出大部头的论著。并且说：“有追求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就走的！”这句话让我内心产生了极大震动，回到西安自己为作品集作序，题为“走出孤独”，藉此排遣郁闷、疏导心结，鼓舞士气。记得自序最后一句话是：“战地栽满鲜花，悲剧升腾彩霞。我将从此，再出发。”俟后，不仅出了第一本作品集，身体竟也渐渐好起来，随后又有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有了生存空间，便安下心来完成了“大篆书艺散论”。虽然算不上大部头论著，但洋洋二十余万字也是自己几十年从事篆书研究和创作的切身体会，并且多为前人所不曾论述。先生闻听非常高兴，特为该书题写扉页，词曰：“青铜故迹 旧物新文——为宗康女棣新作付梓题贺”。 这题词包含先生多少厚爱和期待，他把生命体验传授给我，让我深切感受到文化薪传的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