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要说：“娘炮”就只是一个词语而已，何必如此计较？
对于语言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把语言当做镜子，认为语言只是忠实地反映社会，所以“以社会性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也反映在使用语言的模式上”（玛丽·塔尔伯特，2004）。另一种将语言看做是有再生产能力的，不仅能够反映、同时能固化和造就分工。这两种观点也被不断结合。戴尔·斯彭德在《男人创造语言》中指出，“男人对意义生产具有垄断权，他们也因此垄断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妇女的意义没有进入语言编码，因此，‘现实’是由男人来定义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事件是男性版本，语言反映了男性的关注，文字具有男性偏见。”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七十年前提出了女性一直是被压抑为“第二性”、作为“他者”存在这个观点，露西·伊瑞葛来更是说过“任何有关‘主体’的理论一开始就已经被男人霸占了”。 “女性是次等的，因为她们常常缺乏作为普遍意义下的‘人’的男性所具有的优点。例如，理性、创造性、分析力、征服自然的能力等等。”比如就在最近，我国的教育界泰斗在谈到新高考时还公然说考题 “思辨性很强，对女生很不利。”言外之意，是女生思辨性差。 “男性批判女性的时候，常是把他们所指出来的缺点当成是女性普遍的缺点。反过来说，当他们批评男性的时候，他们所批评的是单独的个人、阶级或族类，而绝不会是作为普遍意义下的男性的全体。”（江勇振，2004）而语言在这当中也有重要的角色，语言在不断被言说的过程中，又强化了固有观念。比如“嫁出去”和“娶进来”这两个词，始终强化着女性在婚后脱离原生家庭、走进夫家的父权制思想。“娘炮”作为贬义词反复被社会和舆论咀嚼，也使得“男性不能具有阴柔特质”这个观念更深入人心，在这个问题上，只关注语言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关注语言可以做到的是使男性权力、特权去自然化，使父权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玛丽·塔尔伯特，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