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社会各界对修志意义的认识模糊不清。曾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到县级修志机构调研时，当地同行曾苦笑着谈到一则笑话：群众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答：“县志办（县地方志办公室简称）的。”惊问：“都改革开放了，你们还限制（县志）什么？”
听取时任贵州省省长钱运录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贵州省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今，首轮省、市（州）、县三级志书的编纂任务已全部完成，二轮修志工作从起步到接近完成，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除各级修志机构的趋于完善，办公条件的更新、修志队伍的壮大、修志水平的提高外，编修出版的志书，正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大到策划城乡建设、研究发展战略、制订发展规划，，小到某具体工业园区、某条道路改造，某小区的兴建，各行各业无不在工程启动前，参考和借助地方志的研究成果。
按照..总理关于地方志“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指示精神，贵州地方志界正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积极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迄今已有四十年。其间，亲身经历了贵州史学从学科基本恢复，系统科研工作全面起步，学术研究视野拓展，研究视角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更新，逐步形成跨学科研究并与国际研究接轨的变化。凡此种种，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得以实现的。
几年前，一份刊物在采访我后曾刊发过一篇名为《缝补贵州历史的大师》的文章。这种对我的过誉，实在令人感到无比汗颜。
在贵州，对地方史研究比我深入，出版的论著远较我的研究成果厚重的学者大有人在。个人虽也曾出版过十余部论著，刊发过百余篇文章和若干历史心得方面的随笔，其中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简史》、《独步酒林》、《黔史扫描》也曾在读者中引起过一些反响，但用当代史学的标准衡量，其中的不足，自己心中还是有数的。
范同寿部分个人著作
岁月不饶人。如今已跨古稀之年的我，虽偶尔仍有增补、订正旧著和撰写新作的冲动，但自知心虽有余，力有不逮。看来，也只能成为一种心愿了。
2018年10月7日
撰文：范同寿 编辑：小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