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12日，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钻研会（下文简称“抗战青年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抗日战争研究》编纂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汗青文化学院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的36位青年学者，以及列入指导的8位前辈学者与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商议深入，容量极大；参会青年学者积极互动，交流信息，分享经验，收获颇丰。
会议合影
青年学者合影
抗战研究的品牌会议
抗战青年会始于2013年，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研究范畴的“品牌”会议。除了供应高质量的论文之外，其“彻底商议”的体式也经常被其他学术会议所借鉴。
揭幕式上，华南师范大学汗青文化学院左双文传授代表前辈学者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殷切盼望。他指出，做研究时要尽或者收集史料、解读史料，榨取有效信息，也要思虑理论与方式；同时要存眷小我与社会、民族、时代的关系，写作时留意美丽、流通的中文表达，把小我研究与办事公共相连系。
本次抗战青年会共收到162篇投稿论文，由专家匿名评审出36篇论文参会，可谓优中选优。入选论文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公众带动、陷落区域、中共抗战、战时经济、文教、交际等方面，分为八场，商议4-5篇论文，离别由高士华、卞修跃、肖自力、臧运祜、黄道炫、张晓辉、蒋建农、左双文八位学者主持。
像前五届抗战青年会一般，本次会议一如既往地对峙“论文就是一切，商议就是一切”的原则，不设论文宣读、解说时间，直接进入评断，每篇论文指定一位主评人，事先请主评人提出谈论定见，附于每篇论文之后，并提前发给论文作者，有的谈论定见长达6页。会议起头，请论文作者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对主评人的定见进行回应，然后由主评人再做三分钟的回应，之后进入自由商议，所有人都可提问、质疑、评断，每位谈话人也以五分钟为限；最后，论文作者再集中进行回应，时限三分钟。
对论文的评断可谓不原谅面。从题目、构造、行文到研究意义，每篇论文都或多或少地被指出问题，商议深入、周全。一些青年学者列入过之前的抗战青年会，匹敌战青年会的承认度非常高，他们与一半以上的第一次参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路，边帮带边交流，包管了抗战青年会的一贯水准。
钻研会现场
汗青书写的逆境
抗战青年会在正式会议之余，还行使晚上的时间放置了一场两个小时的自由商议，前辈学者和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研究心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研究员分享了他对汗青研究的“疑心”和体悟。
一些小我阅读体味让黄道炫感觉，任何概念都能够用材料予以证实，沟通的材料能够证实相对立的分歧概念，某件事情的对错、某小我物的评价、某种汗青趋势都是如斯。固然汗青学者几回强调汗青的复杂性、多面向，然则落实到文字写作的时候就很麻烦——无法把汗青的复杂性呈如今写作傍边。写作需要逻辑、线索，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写作者很大水平上是被论题所牵引、被文字所束缚的。维特根斯坦曾说：“对于弗成言说之物必需连结静默。”汗青书写的逆境似乎让汗青成为了“弗成言说之物”，这也是一向“疑心”着他的问题。
这种逆境应该若何解决呢？在黄道炫看来，罗志田师长的解决体式值得称道。罗师长的文章接纳多面向记录，从“四面八方”去视察某个史实，避免单线逻辑的推进。然而即使接纳罗志田师长这种解决体式，似乎也不克完全解决问题，从某种水平上来讲，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就像汗青自己也是“无解”的一般。
那么怎么在这个“无解”的问题中，可以解决“一点点”、反映出汗青的复杂性呢？黄道炫认为，“独一的法子”就是多念书，读各类各样的书，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坦言本身年青年头时念书“没有什么感受”，读到的书无法应用于实践研究之中；经由数年的学术储蓄之后，如今再读一本书，很快就能在实践研究中施展出来，好多问题其实前辈们已经思虑并供应认识释途径。
商议现场
抗战史研究要“冷热连系”
北京大学汗青系臧运祜传授从评审人、导师、学者等脚色出发，语重心长地赐与青年学者好多中肯建议。
作为论文评审人，臧运祜一样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核论文：一是题目，如今都讲究“包装”，好的题目能让人面前一亮，看了就能引起阅读欲，好比王奇生“新文化是怎么‘活动’起来的”、吕芳上“从学生活动到活动学生”。二是史料，史料是汗青论文的“生命线”，哪些一手史料是必需要看的，哪些史料要从对立双方的角度对照来看，这些是论文作者必需把握的。三是写法，写文章有其章法，哪些概念需要界定、哪一部门应该详写、材料应该若何组织，这都是作者需要考虑的。
作为导师，臧运祜进展青年学者尽或者多去列入跟本身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参会对于学生来说是可贵的磨炼机会，要充裕行使，交流信息。同时，应该有意识地存眷研究方式，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新革命史、新军事史、社会史等等，都应该有所认识。
作为抗战史研究学者，臧运祜认为应该将抗战史放在近现代中日关系的视角下去研究，如许才能看清抗战中的好多汗青事件。研究要实际，然则视野要坦荡，好多青年学者的论文都是在“就事论事”，说到史实层面就住手了，很难再进一步，就是视野以及方式所限。以“二十一条”为例，固然它已经为人人所熟知，然则将其放置于中日近代关系史之中来研究，那么就会牵扯好多前前后后，如近代中日合同系统等问题，如斯才能对“二十一条”有更多的熟悉。
此外，臧运祜强调研究者要注重“冷热连系”。抗战史是一个青出于蓝的学科，近三十年来已经有过几回研究热潮，其他学科很少会受到如斯之大的存眷及社会各界的正视，能够说“热爆了”。青年研究者要以一逻辑学者的尺度来要求本身，在研究上要“冷”，思想“越冷越好”，不要跟风、凑热闹，镇定下往来思虑问题。今天“热”的问题未必来日还“热”，今天“冷”的问题也未必来日还“冷”，只要下功夫，研究功效必然会在将来的某天展现出来。深入挖掘抗战史，不要怕研究的问题“冷”“偏”，研究功效是“硬通货”，只要有功效，那么就“莫愁前路蒙昧己，世界何人不识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