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本《教育学》教材能够独树一帜，长盛不衰，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其内容与时俱进，其观念保持先进，特别是有主体教育思想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王道俊先生这样说道：在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的时期，只有立足新的生活基点，援引哲学研究新成果，越出传统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束缚，把握新的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才能在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才能重新解读古今中外的教育文献，作出新的评价与取舍，才能对教育学原有的概念、范畴、命题、逻辑，作出新的诠释、探讨，取得突破性进展。（参见《把活动概念引入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7月）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与学术立场，王道俊先生几十年都专注于主体教育思想的研究，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研读康德的著作，思索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哲学和教育学问题。在先生去世前两个月，我去探望，他还跟我说：“虽然我现在呼吸有些吃力，每天要吸氧，但脑子还好使，康德的书我还能看得懂。”看到先生呼吸吃力却依然读书思考，身体虚弱却依然精神矍铄，无不令我肃然起敬，仰之弥高。
就在去世的前几天，王道俊先生还为最新版《教育学》教材整理出数十页的“修改意见”。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修改意见”前面，王道俊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年龄也令我不能不同教材分手。但在剩余的日子里，如有可能，仍将继续点点滴滴地记下修改意见，算作是隔世告别。其实，我不与教材告别，教材也会与我告别……”我是在悼念先生时第一时间读到这段文字的，如此不舍之情，那一刻，心在痛，泪在流。
正是这本《教育学》，王道俊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与智慧成全着它；正是这本《教育学》，成就了先生作为当代教育学家的学术人生；也正是这本《教育学》，发行数十载，影响几代人，让亿万中国师生从中受益，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