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传播量大了，乡政府也知道了，觉得我们用词不当，赶紧做了修改。”梁华彬不好意思地解释，“农村人，文化有限。”
记者看到新修改的“明白纸”中，已将“彩礼不超过2万元，如若违反经举报情况属实按贩卖妇女和诈骗罪论处”去掉，改成了“大力提倡不要或者少要彩礼，，减少彩礼数额，倡导新事新办，减轻双方父母的经济负担”。
在河北旭宁律师事务所王鹤峰律师看来，制定村民公约是村民自治的表现，但村民公约不能超越法律的强行性规范，“结婚彩礼超过两万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这样的约定显然不是村民公约应该约定的，违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应属无效约定。
参与起草该项村规的大安六村党支部副书记梁朋华称，赵县是产梨大县，这里的300多户村民基本依靠种梨为生，从前种梨一年的收入大概每户有2—3万，这两年梨果滞销，赚的少了，“结婚三大件，房子、车子，彩礼，负担不了的只能借钱，逼得老两口出去打工的事情也不鲜见。”
谈及如今的高价彩礼，梁华彬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彩礼已经涨到了二十多万，每年还要涨一两万。”
他说，村里很多人希望把高彩礼这个事管一管。作为村干部，也希望对此做一些事。但对于修改后的村约能否实行下去，梁华彬表示，“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按照女方的风俗来，给两万，女方不一定乐意。”梁华彬说，我们只能先做一个引导，让村民们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此，伦理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庆杰称，这个限价彩礼的村规民约出发点是好的，移风易俗这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说明降低彩礼价格是有群众基础的。但也要意识到，要想从根本解决高价彩礼，仅凭一份村委会的村规民约是不够的。
赵庆杰表示，高价彩礼的存在反映了人们的攀比心理和对未来的焦虑。它的存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牵扯到教育、社会保障、贫富分化、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教育督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回归婚姻的爱情本质，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消除攀比心理；另一方面，更需要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消除贫富分化、城乡、地区差别。从根本上解决男女比例失衡，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赵庆杰说。
采访中，梁华彬表示，下一步，村干部将到各家各户做工作，把铺张浪费的风气往下“压一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