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造船厂完全可以称作现代管理的雏形。它在当时就采用了流水作业，在安装舰船时实施了类似于现代装配线生产的制度，生产效率很高。它建立了早期的成本会计制度，能追踪并评价所有的费用，进行管理控制。它的管理制度还包括部件标准化和部件储存，这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节省时间和劳力，加快安装船只的速度，等等。
威尼斯建立了世界最早的船运固定班次制度，由此将各个贸易节点织成了一张快捷高效的物流网，货物的起航和运抵都可以精确预测，因而风险和收益也更容易评估计算。与物流系统相匹配的，是威尼斯建立了现代的外交使节制和最早的使馆情报系统。通过派遣常驻大使，不仅可以及时协调所在地矛盾，维护威尼斯商业利益，更可以源源不断的在使馆掩护下搜集各种情报，定期汇报回国。
进取
精神与包容制度的双重衰亡
然而，15 世纪之后，威尼斯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逐渐消失。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都没有……最后，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逐步丧失，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的口岸而流到大西洋沿岸。
此外，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日渐僵化。威尼斯议会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开始慢慢变质，变得日益封闭和保守，不仅逐步停止了新成员的提名，更倒退到将指定制变为世袭制，好好的议会变成了几大家族自娱自乐的权力游戏场。
政治的封闭必然带来经济的封闭。为了维护几大家族的利益，压制新贵阶层的产生，曾经鼓舞无数威尼斯年轻人扬帆冒险的 " 限定合资 " 等一系列开放政策被一个接一个的禁止。由此，商业和社会的流动性开始干涸，为了进一步垄断利益，掌权者们开始将威尼斯的贸易..，个人必须支付极高赋税才能参与其中。自此，后来者白手起家向上晋升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慢慢成了真正的 " 神话 "，整个社会不再朝气蓬勃，最终变得死气沉沉。而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们无需再冒险远航，他们逐步丧失了海洋精神，并把目光转向内陆，玩起了土地买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 · 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 · 罗宾森合著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一书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