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引语等都要查清楚。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往往会放过。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听说,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恩来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但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就指示新华社编著《常见..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对我们启发很大。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考题”。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