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周恩来。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