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说起赵朴初“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周恩来就解释说:“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过译为“layman Buddhist”,顺利通过。另一次,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么说?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是“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