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亚斯贝斯如此尖刻的言辞也并未掀起轩然大波,这甚至不是亚斯贝斯本人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早在电视采访的前一年，也就是1966年，亚斯贝斯出版了一本题为《联邦德国驶向何处》的书，书中说，前纳粹成员继续行使职权是德国宪法的断裂，而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有一些前纳粹成员在战后重建中不仅未被追责，反而获得了权势，历史由此不仅被战胜，而且被遗忘。
库尔特⋅基辛格与康拉德⋅阿登纳。
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情况在经济奇迹时期成为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从经济奇迹时期才开始的，而几乎是由第一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定下的调：尽管从未对纳粹表示好感，但阿登纳对前纳粹分子的态度相当宽松：公认“深褐色”的特奥多尔⋅奥贝伦德是1953年至1960年的联邦贸易部长；曾任纳粹内务部政府高层议员的汉斯⋅玛利亚⋅格洛布克当上纽伦堡种族法的评论员，成为阿登纳最亲密的同事。到了经济奇迹已经开始的五十年代中期，那些在1945 年至1949 年间在纽伦堡或同盟国军事法庭被判定为战犯的人大部分都得到了释放。与废墟时代一度在报纸上出现过“纽伦堡有过纳粹吗？”这种完全的无知相比，认识到有纳粹历史的存在却“哀悼无能”更像这个时间段的集体行为模式。纳粹统治下的历史以一种类似于儿童期得过的传染病一样的模式“存在过”。
直到克拉斯菲尔德以这样避无可避的方式揭开面具，才逼得人们无法继续装睡。
克拉斯菲尔德本人在当天被判一年监禁，并不得保释。“这个判决是这样的严苛，相形之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战犯的判决过于宽松了，还有那些一直被审判，从未被判决的，有着纳粹背景的政治明星人物。这一切都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他们的前辈尽管对民主二字信誓旦旦地宣布效忠，却从来没有真的学会何谓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