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深入，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张力被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以一种更极端和戏剧化的方式提出。在庭审时，法官这样提问：“如果‘二战’时提前掌握了诺曼底登陆D日的计划，你们会提前发表吗？”法官的假设把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间潜在的冲突推到极致。《..》的律师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认为进攻欧洲的计划和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历史调查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一回答很有技巧。律师通过降低甚至否认五角大楼文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批文件不过是一份“历史调查”，而不是作战计划或机密情报——釜底抽薪地化解了法官的假设。这批文件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国家安全也没什么影响，一切纯粹是尼克松政府反应过度了，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对立并不存在。纵观全片，这不只是律师法庭辩论的策略，整部电影也不断在用“过度反应论”来消解甚至取消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间的紧张。换言之，《邮报》所讲的不是一个天平上“新闻自由”的砝码最终压倒“国家安全”的故事，而是天平上只有“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国家安全”的砝码。
但现实中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在。至少最高法院内部意见就不统一。几位持异议的法官就认为，文件发表会导致“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大法官还特别强调，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判断。公布文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严重？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把这种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交由九位法官决定是否合适？在“辉格党史学”式叙述下，这些声音和考量在《邮报》中很难被听到。
更进一步，假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确对国家安全毫无威胁，这也会降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光荣与伟大。伟大往往源自选择甚至牺牲。被放弃的一方分量越重，选择越挣扎和困难，越能突显最终被选择对象的价值。如果这批文件只属于无关紧要的“故纸堆”，那新闻自由的胜利也就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换言之，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既存在冲突和紧张，但又是某种“共生”和“相互成全”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的“矮化”或是导致《邮报》全片张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