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这粒种子充分展开，就像打开了一座戏剧和理论张力的富矿。国家安全是一种极端或例外状态，它就像“压力测试”，可以试探并呈现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绝大多数权利的极限、边界甚至裂痕。新闻自由、表达自由、隐私、法律正当程序乃至人身安全，无论内在逻辑还是外部关系，在国家安全面前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暴露和考验。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例外状态意味着“法秩序自身的悬置”“界定了法秩序的门槛或是界限”。当日常政治的法秩序被悬置，种种权利也来到了灰色地带。借用但丁《神曲》的概念，国家安全使权利保护进入了合法与非法、保护与不保护的“边狱”（limbo）。
“一只手缚在身后”还是“并非自杀契约”？
假如一枚小型核弹即将在你所居住的城市爆炸，你眼前的..或嫌疑人掌握爆炸的时间地点，你是否愿意采取一些侵犯..权利的手段（如刑讯逼供）来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极端例子。把一切推到极限，选择其实可以被简化为：是要个人权利，还是国家安全？面对这种极端的“二选一”，存在两种立场：一种可被称为“一只手缚在身后”，另一种则是“并非自杀契约”（not a suicide pact）。
前一种立场借自前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阿隆·巴拉克（Aharon Barak），它代表了一种权利和法治至上论。与很多国家相比，以色列对安全（不安全）的感受或许更加深刻，但恰恰是这位以色列大法官提出，即使是面临战争或恐怖主义威胁，对权利的保护仍不可有丝毫妥协——哪怕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将一只手缚在身后与敌人作战”。把这一立场适用到五角大楼文件案，意味着新闻自由必须压倒国家安全，哪怕这会造成“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这是我们为了新闻和表达自由愿意承担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