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跨越了千山万水，舍下了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来到西北大漠深处，只为守护一座千年古窟。西北漫天的风沙没有吹灭他们的热忱，苦难贫乏的生活没有磨去他们心中的热爱，半个多世纪的守护，让敦煌这颗被风沙掩埋的宝珠擦去尘埃，重新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他们就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敦煌，古时又叫沙洲，这个称呼很形象，它的确就像一叶承载着浩瀚中华文化的方舟，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不幸地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它又是幸运的，几百年的等待，它被发现、被书写，正要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1935年的一天，就读于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来到塞纳河畔，在一个旧书摊上，他无意中看到了伯希和所著的《敦煌图录》，仙袂飘飘的壁画、庄重慈祥的塑像一下打动了常书鸿。历经各种曲折，1943年3月，常书鸿来到了敦煌，这一来，便同莫高窟羁绊终生。
敦煌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地，有着东方卢浮宫的美誉。然而常书鸿跋涉千里而来，见到的景象却满目疮痍：洞窟被黄沙掩埋、壁画被人大量揭去，藏经洞的经书不再，塑像只留下断臂残躯，在风中痛苦地低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心急如焚的常书鸿四处奔走，发出号召。很快，一批批有志青年怀揣着热血，追随而来。种树、清沙、给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修复文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光里，一切工作都是靠白手起家。没有水，就去接宕泉河的咸水喝，没有电，就用反光镜把太阳光反射进洞窟。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那时候真是不敢想象，什么都没有，在沙漠中什么都要自己干，包括在洞窟里扫沙子都是专业人员自己去扫，因为没有别的人。”
生活在莫高窟，物质是极度匮乏的，但是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壁画，面对着璀璨绚烂的文化瑰宝，精神却又是满足的。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告诉记者，翻阅上个世纪第一代莫高人留下的资料照片，总是能够看到常书鸿、段文杰等人脸上的笑容：“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乐观。我觉得这个团队是一直充满激情，在乐观中度过这75年的。”
物质上的困难好克服，亲情上的羁绊却难割舍。除了要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生活，许多敦煌文物保护人员还要面对远离家人的痛苦。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敦煌，和远在武汉工作的爱人彭金章两地分居长达19年。一边是家庭，一边是莫高，心中的天平不断地摇摆，最终，樊锦诗也没有离开大漠，两人的长期分居以丈夫的妥协而告终：“老彭理解我，他知道我喜欢敦煌，所以让了这么一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我更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后来我就想，组织上花了这么大功夫，老彭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今后我一定要尽我所能，把敦煌的事情做好。”
为求一颗心安在，青灯古佛长相伴。春去秋来，日历一页又一页被撕去，有人离开，也有人选择了扎根大漠，成为一棵树，为身后的莫高窟遮风挡雨。樊锦诗：“自1963年到敦煌工作，到文革末期担任副所长，再到1998年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天天围着莫高窟转，我丝毫不觉得枯燥，因为它值得我去这么做。”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不仅珍贵稀有，更重要的是它易损、脆弱、不可复制。在一次莫高百年照片对比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天气等因素，莫高窟正在急剧地衰老，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了莫高人日思夜梦的头等大事。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1908年伯希和到敦煌摄影师拍的照片，跟我们现在摄影师拍的照片，仅仅一百年，好多内容没了、脱落了、褪色了。尽管我们现在是高清图片，当年的伯希和是黑白照片，但人家黑白照片非常清楚。”
樊锦诗：“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利用、开放也是我们的责任，人进去太多，我们叫洞里的环境叫微环境，这个会不会影响壁画呢？如果超出，它一定会影响寿命，观众也不舒服。最后我们把临界值都找出来，相对湿度是多少，二氧化碳是多少，一个洞进去多少人，现在我们设了传感器，根据监控数据,一天要有限制，承载量是3000人。”
莫高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既不能因为保护，将民众拒之门外；也不能为了展示，而加速莫高窟的灭亡。如何把握这两者间的平衡？2006年，数字中心成立。2014年，数字敦煌展示中心应运而生。
所谓的数字化敦煌，就是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汇集成电子档案，搭建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库。樊锦诗说，数字敦煌展示中心的建成开放，不仅缩短了游客进洞窟的时间，而且让观众的感受更好，对洞窟也实现了较好的保护，这是一个保护和利用双赢的办法。樊锦诗“我们必须把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坐着看洞，身临其境。这样我们把看洞的时间略微压缩了一下，讲解的压缩一下，观众觉得这样好。观众预约，更可以舒舒服服地看，我们要叫观众难忘。”
将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不仅仅是对莫高窟的一种保护，更是一种宣传弘扬的手段。当年被搁浅在沙漠中的方舟，依托现代化科技的力量，终于可以驶出国门，走向海外了。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2014年开始，我们除了加大研究力度以外，也加强了成果的应用，比如2016年我们成功地将30个洞窟的数据上线。很多人来不了敦煌，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可以看到他来敦煌都看不到的东西，而且非常清楚。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全球共享，将敦煌艺术活化。“
从第一代莫高守护人常书鸿1944年来到敦煌，已经过去了76年。76年的时光，莫高窟变了，变得年轻而富有活力：九层楼前绿树成荫，挡住了大漠的风霜；数字展示中心里游人如织，从世界各地赶来欣赏它动人的模样。而莫高的守护人也变了，常书鸿、段文杰、李仁章、许安、毕可等人已经长眠于莫高窟旁的三危山下，以另一种形式守护它；当年青涩的敦煌小姑娘樊锦诗也进入了耄耋之年，成为了“敦煌老太太”。樊锦诗：“如果真有来生的话，还叫我再选择，我仍然选择敦煌、再选择莫高窟，我愿意再为它服务一次。”
从1944到2020，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1463人。几代人薪火相传，在艰难中忘我守护，在热爱中奉献一生，只为莫高精神发扬光大、烛照未来。
记者│吕星艳
图片来源│新华社 记者 沈伯韩
编辑│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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