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据《战国策·秦策一》中的记载，“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顾名思义，就是在秦孝公病重之时，打算将王位禅让给商鞅，但是却被商鞅给拒绝了。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毕竟商鞅虽然变法有功，但其权势却也完全足以对秦国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商鞅拒绝也说的通。然而笔者却认为商鞅之所以要拒绝秦孝公的禅让，其实是为了规避王室宗亲反叛的风险，而且秦国的法治体系也已经建立，显然传位给秦惠文王嬴驷要比传位给他更合适一点。
公子虔之徒弹劾商鞅示意漫画插图
就像史书所说的，“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意思就是在商鞅变法之时，就连秦国的儿童和妇人都认为是商鞅的法令，而不是秦王的法令。——《战国策·秦策一》
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说商鞅得益于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已然是达到了一种“功高盖主”的程度，这在无形间就让秦国统治者的存在感变得极为薄弱，所以秦国统治者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这一点其实也是说的通的。
相信大家认为秦孝公试探商鞅的原因，也多是出于这一点吧？
但问题是这句话出现的时间却不是秦孝公统治时期，而是秦惠文王嬴驷统治时期，时“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而且商鞅还曾在秦孝公统治时期，因为嬴驷触犯法令的原因跟嬴驷结下了“仇怨”。——《资治通鉴·第二卷》
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意味着商鞅威胁到秦国统治者统治地位的说法只是“公子虔之徒”弹劾商鞅的一个“片面说辞”呢？而秦孝公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要传位给商鞅？毕竟不管怎么说，商鞅也确实是让秦国变得富强了。
秦缪公（秦穆公）示意画像插图秦孝公礼遇商鞅，以法治国
大家看哈，在商鞅到秦国之前，秦缪公（秦穆公）执政时期“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盛景已然成了过去式。国力也因“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的原因而日渐衰弱。——《史记·秦本纪》
而魏国也正是趁秦国国力衰弱之际发起了攻击，“夺秦河西地”，继而到了秦献公执政时期，秦献公为了安定边境，迫不得已只能跟魏国讲和，“徙治栎阳”，也就是迁都栎阳，虽然后来也曾几次东征，想要夺回河西失地，但却均未成功。——《史记·秦本纪》
而秦孝公在子承父业，继承了秦献公的遗志以后，同样是把收复“河西失地”，重现秦缪公（秦穆公）时期的辉煌当成了首要大事，并为此还提出了“求贤令”，明确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商鞅变法示意画像插图
顾名思义，只要有人能想办法收复河西失地，让秦国强盛起来，那么秦孝公不但会给他高官厚禄，而且还会赐予土地。法家思想代表人之一“商鞅”也正是因为这道“求贤令”而踏入了秦国的土地。
并明确提出了“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的“以法治国”主张，也正是因为这个主张，让商鞅很快就受到了秦孝公的礼遇和支持，通过颁布《垦草令》，正式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商君书·更法第一》
而且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前文所提到过的秦惠文王嬴驷与商鞅的仇怨也正是因此而来。——《战国策·秦策一》
继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之后，商鞅也确实通过因“法家思想”而衍生出的“严刑峻法”统治体系使秦国达到了一个“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程度。——《战国策·秦策一》
商鞅示意画像插图商鞅变法让秦国富强
因为得益于《垦草令》的推行，商鞅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奖励耕织，使得秦国的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连带着由于资源的充足，秦国的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正如商鞅所说，“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若想实现让秦国富强的最终目的，就要把守卫边境的好处都给“士兵”，把贸易的好处都给“农民”。——《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
就好比商鞅制定推行的“军功爵制度”，士兵只要有军功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奖励，无疑就正是边利归于士兵的真实体现，
至于“市利”，除了“重农抑商”鼓励农桑以外，商鞅还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废除了“井田制”，正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一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另外一方面又让百姓“訾粟而税”，也就是根据粮食的产量来缴纳赋税，尽可能的保证“农民”利益。——《商君书·垦令第二》
秦孝公示意画像插图
如此一来，也就使得秦国在短短数年间，生产力节节攀升，连带着军事实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在到了秦孝公十年之时，秦孝公任“卫（商）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一举占据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史记·秦本纪》
继而到了秦孝公二十一年，又凭借着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魏惠王归还了部分“河西失地”求和，赫然离重现秦缪公（秦穆公）时期的辉煌更近了一步。这诸多案例，就足以证明商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秦国实现了富强的诉求。
商鞅示意画像插图
而且据《战国策·秦策一》（南宋姚宏校正版）中的记载，“孝公行之十八年”，也就是在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十八年后，才提出了禅让的主张。
而商鞅是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的，十八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41年，正好就是秦孝公二十一年。跟秦国收复部分河西失地的时间相对应。
如若再结合秦孝公此前曾在“求贤令”中所说的“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记载，无疑就足以证明秦孝公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将王位禅让给商鞅，只不过被商鞅给拒绝了，故而才让秦孝公随后决定“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时间上也是极为贴合。——《史记·秦本纪》
毕竟商鞅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而“秦惠文王嬴驷”年龄尚幼不说，还曾违反法令，犯下了过错，所以在秦孝公的意识中，也唯有商鞅，才可以让秦国走的更远，变得更加富强。
舜帝雕像示意插图商鞅拒绝秦孝公的禅让
就好比“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帝”，其就曾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帝”，“舜帝”后来又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禹”，“禅让”这个词也正是因此而来，给“尧帝、以及舜帝”留下了一个“传贤不传子”的美名。
这也就意味着在秦孝公的眼中，“商鞅”就是那个“贤人”，秦孝公也显然是想在自己去世后留下一个“类比上古贤君”的好名声。
但问题就在于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跟三皇五帝时期的政治格局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大家想啊，三皇五帝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人类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于集体的力量，共同劳作，平均分配。
“禅让”示意漫画插图
顾名思义，就是处于一种“公天下”的时代，人类首先得选出一个能让部落发展的更好的“贤能之人”做首领，然后才能为谋求生存资源，公平分配食物等资源奠定一个基础，所以“禅让”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战国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同样落后，但随着“铁器、牛耕”等耕种技术的普及，单纯的谋生已经不再是问题，社会的等级观念也已经形成。农民、士大夫、以及统治阶层等诸多阶层之间的等级划分极为明确。
所以，秦孝公的禅让想法，虽说是为了让秦国发展的更好而提出的“传贤不传子”主张，但实则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格局。势必就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
首当其冲，就是以秦惠文王嬴驷为首的“王室宗亲”的利益，如果商鞅接受了秦孝公的禅让，那么这些“王室宗亲”怎么办？是不是就会发生反叛，想要从商鞅手中夺回秦国的统治权？想都不用想，必然是会的。
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子之”示意漫画插图
就好比“燕王哙”，他就跟秦孝公一样，同样选择了禅让，于公元前316年“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虽然是禅让成功了，但“传贤不传子”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反而激起了时任太子的“燕昭王”不满，联合将军“市”发起了反叛。——《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
而商鞅既然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将秦国治理的井然有序，国力大增，那么凭他的智慧，自然不可能看不出接受禅让后所可能导致的“王室宗亲”反叛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商鞅变法虽然是让秦国富强了，但却因为“严刑峻法”统治体系的推行，导致百姓实则对商鞅也是有所怨言的，正如史书所说，“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史记·商君列传》
这也就意味着商鞅的权势，实则跟秦孝公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秦孝公去世，商鞅一方面没有百姓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又失去了“秦孝公”的庇护，那他在势单力孤之下，又该如何面对“王室宗亲”反叛的风险呢？
所以，无论是站在商鞅自身生命安全的角度，还是站在秦国未来能否继续富强的角度，商鞅都不能选择接受秦孝公的禅让。
秦惠文王示意漫画插图秦惠文王嬴驷继位名正言顺
反观秦惠文王嬴驷，其作为秦孝公的儿子，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首先在继承权上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名正言顺，所以势必就能最大化的保证秦国在统治者更替之际的“安宁”。
毕竟浓厚的“等级观念”早已在战国时期所有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秦惠文王子承父业，其他人即便有意见，也没有理由去阻止，如若执意反叛，也就意味着其非但要承担反叛失败的风险，还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篡权夺政”的骂名，显然得不偿失。
另外，在商鞅变法的执行落实之下，秦国的“富强”计划也已然是逐步走上了正轨，以法治国的法治体系已经建立。
秦始皇嬴政示意画像插图
那么秦国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商鞅的干预其实都没什么差别的，只要后续的秦国统治者不再贸然变法，愿意继续奉行商鞅“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那么秦国最终实现富强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数，诸如秦始皇嬴政，其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朝政权，不就是因为其一直奉行的都是商鞅所提出的那一套“法家思想”治国体系吗？
所以，相对于秦孝公将王位禅让给商鞅的想法，反而让秦惠文王嬴驷子承父业，继续奉行商鞅提出的以法治国法治体系，反而要更为合适一点。
秦朝政权示意剧照插图结束语
简而言之，商鞅之所以要拒绝秦孝公的禅让，属实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如果自己接受秦孝公的禅让，非但自己的生命会面临威胁，秦国亦是同样会面临王室宗亲反叛，国内大乱的风险。
那么商鞅为秦国富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无疑就相当于悉数付诸于东流，全做了无用功。也唯有让更合适继承王位的秦惠文王嬴驷子承父业，方能最大化的将商鞅变法的成果发扬光大，为后世秦朝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此一来，秦孝公的禅让之举让秦孝公留下了一个“传贤不传子”的美名，商鞅的拒绝又让商鞅的变法成果得以通过秦朝的建立而名流千古。秦惠文王嬴驷的登基也最大化的保全了“王室宗亲”的利益，维持了秦国的稳固，一举多得，多方受益。
而且结合秦惠文王嬴驷跟商鞅素有仇怨的史书资料来看，秦孝公的这个禅让之举，其实也可以说是想让商鞅“功成身退”，安享晚年。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的事件了不是吗？——《资治通鉴·第二卷》
所以，客观点来讲，无论是秦孝公的禅让，还是商鞅的拒绝，其实都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一次艰难抉择，固然会因此而让某一方的利益受到影响，但其背后所蕴藏的，无疑都是想让秦国尽快实现富强，让他们自身千古流芳的最终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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