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从安帝(刘祜，107年～125年)以后，各地便常断断续续地发生骚乱和暴动，到灵帝(刘宏，168年～189年)时止，一共不下数十次，全国无一处安定。
朝廷内部的斗争和矛盾也日益尖锐。
加之皇帝都因郁闷和酒色过度短命，继承人都是年幼的娃娃，太后也多是青年寡妇。
他们认为只有外戚和宦官是可信托的亲近，因此便产生外戚与宦官之间互相排挤、残杀和相互夺权的混乱局面。
他们为着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便各自树立私党，遍布中央机关和全国各郡县；
只要是他们的私党或走他们的门路者，都能有官做，并且升迁得很快。
同时，由于财政困难，汉朝又扩大卖官鬻爵。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官，无钱就不要问津。
因此搞得社会乌烟瘴气，黑暗不堪，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在外戚与宦官的明争暗斗中，宦官更其凶狠，他们依靠其容易接近皇帝的便利，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贪赃枉法，浊乱海内。
东汉末年的宦官王甫和侯览便是宦官群中的贪残害民者。
一
王甫是东汉桓帝和灵帝年间的一名宦官。
桓帝时，他只是长乐宫的一名专掌饮食的“食监”，到灵帝初年，他不失时机地爬上了中常侍的高位。
这一位子的获得，与他联合他人诛杀外戚。
大将军窦武密切相关。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他的大女儿被选入掖庭，冬天，被立为皇后。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
第二年冬天，窦武拜城门校尉。窦武虽身为外戚，并不仗势欺人，他礼贤下士，嫉恶如仇，为政清廉，家无余资。
从宫中所得赏赐，都分给了太学生，并载粮于路，救济贫民。
他看到桓帝年间，“国政多失，内官专宠”(《后汉书，窦武传》)，便于永康元年(167年)上疏皇帝，力陈时弊，主张铲除宦官，正是他们欺骗皇上，更改制度，祸国殃民，以至于朝政日衰，奸臣当权。
若不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窃权终丧天下的教训，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
书奏之后，桓帝瞻前顾后，动作不大，收效甚微。
不久，桓帝去世。因桓帝无子，窦武征得太后同意后，便立刘宏为帝，这就是汉灵帝。
灵帝初年，窦武为大将军，为整肃朝政，时常怀有诛剪宦官之意，这正与太傅陈蕃之意不谋而合。
有一天，他们两人共会朝堂，陈蕃悄悄告诉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甫等，操弄国权，浊乱海内，若不剪除，后患无穷。
窦武认为陈的意见非常正确，便采纳陈的建议，大量起用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被排挤的天下名士。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五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东汉时期神学迷信盛行，世人认为，太阳为人君之象，日蚀的出现说明朝臣的势力太大了。
陈蕃便鼓动窦武借此机会去掉宦官，以塞无变。
窦武趁机向太后进言：按照旧制，黄门、常侍这样的阉宦之人，只能在宫内以供使唤，主要管理门户和府库的财务，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参与政事，胡作非为，权势太重。
他们的宾客子弟遍布全国各地，且专行贪暴之事，致使黎民百姓怨声栽道，不能安居乐业。
现在应该把他们全部铲除，以清朝廷。
太后说，按汉制只能诛杀那些犯罪的人，哪能全部把他们赶尽杀绝？
窦武见此情势从为借助大后之力除掉宦官已不可能，便决定先剪除王甫等的羽翼。
他略施计谋，除掉了中常侍管霸和苏康，又数次向太后进言要严惩宦官曹节、王甫等。
太后迟疑不定，未作决断。
八月，太白星出现在西方，大臣刘瑜善观天象，认为此兆不吉，将相不利，有奸臣在皇上身边，应该当机立断，以清君侧。
刘瑜又致书窦武、陈蕃，力劝速断大计。
窦武行动迟缓，后长乐五官史朱踽得知此事，大怒，连夜纠集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为盟，誓诛窦武。
曹节也听说此事，便欺骗、挟持灵帝，谎称陈蕃、窦武谋反。
灵帝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发布诏令，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收捕大臣尹勋等人。
王甫杀害了尹勋，从北寺狱放出了被窦武关押的奸诈狡猾的长乐尚书郑飒，并劫持太后夺得玺书。
王甫又命郑飒等持节收捕窦武等人。
窦武闻变，乃集中数千兵士屯于洛阳都亭下，对抗王甫等人。王甫也命少府周靖与中郎将张英率五营兵主攻打窦武。
王甫亲自率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共千余人，屯兵朱雀掖门，与张奂等会合。
最后窦武因其内部军心涣散，不敌王甫，兵败自杀，被枭首于洛阳都亭。
窦武的宗亲、宾客、烟属全部被杀。
自此以后，王甫等人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后汉书·窦武传》)
二
王甫生性贪婪，聚敛钱财，永不知足。
他不但对一般人敲诈勒索，就是皇帝的胞弟也成了他敲诈的对象，渤海王刘悝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后，曾封他的弟弟蠢吾侯刘悝为渤海王。
延熹八年(165年)，刘悝谋为不道，有司认为应该废除他。
桓帝念及手足之情，心下不忍，便把他贬为瘦陶王，由原来食邑一郡减少到食邑一县。
刘悝生活素来奢侈，一县之租，难以满足他声色犬马的生活欲望，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其原来的封地。
刘悝思考再三，终于锁定贪官王甫，心想王甫极得皇上宠爱，若让其从中说情，或许封地能失而复得。但王甫生性贪婪，托他办事，事无大小，没有钱财铺路，是万万行不通的。
于是刘悝私下与王甫达成交易，请王甫去皇帝面前多加关照，恢复自己失去的渤海国封地。事成之后，送王甫酬金五千万。
王甫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见刘悝只是口头许诺，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所以在桓帝面前没有替刘悝疏通说话，也绝口不提恢复渤海国封地的事情。
没多久，桓帝病染沉疴，以致卧床不起。
缠绵病榻之际，桓帝思绪万千，感慨万端，忽然一天想起以前对自己的同胞兄弟刘悝的处罚过重，便留下遗诏，等自己死后，恢复刘悝的渤海王之位。
桓帝死后，此遗诏发布，刘悝的封地得到恢复。
王甫见此消息，大吃一惊，根本没料到桓帝会有如此之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要是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几句话，五千万岂不唾手可得！
王甫眉头一皱，诡计便出，心想反正皇上已死，死无对证，就说在皇帝面前替他说了好话，他如何知道？
于是，王甫索性找刘悝，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在桓帝面前替他说了若干好话，才使刘悝重新得到渤海王封地，并要刘悝兑现早先承诺的五千万谢钱。
刘悝人也很精明，知道此事决非王甫之功，而是弥留之际的兄长念及手足之情，才对自己网开一面的。所以无论王甫如何索取，刘悝就是一文不给，两人关系从此搞僵，结下了仇怨。
三
王甫为人凶残狡诈，极其阴险。
因刘悝不付给他酬金，他就怀恨在心。派人悄悄地搜罗刘悝的罪证。
灵帝继位之时，四处流传说刘悝对自己不能继位称帝而怀恨在心，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多次与刘悝密谋。
王甫觉得此事必有阴谋，便密告司隶校尉段熲。
熹平元年(17年)，王甫终于抓住了郑飒的一点小过失，把他送进了北寺狱。
并安排尚书令廉忠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密谋迎立刘悝为帝，实为大逆不道。
灵帝偏听，便下诏命翼州刺史将刘悝收捕入狱，考问其罪。并派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到渤海国拷逼刘悝，刘悝被迫自杀。
妃妾11人，子女70人，使女24人，皆死在狱中。渤海国太傅、国相以下的官员，以不能辅导渤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这个大冤案便是索要五千万而不得的王甫一手策划的。
刘悝死后，灵帝还认为王甫为自己剪除异己有功，加封王甫为冠军侯。王甫一箭双雕，既除掉了异己，又得到了提升，其手段之老辣油此见出。
汉代封建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
史称辜榷。利用辜榷贱买贵卖，从中获利，是王甫的生财之道。
秦汉时期，官吏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禄为二千石，他对当时的官吏不得经商的法律规定十分清楚，但他为聚敛钱财，铤而走险，机关算尽。
他指使自己的一个名叫王翘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四处活动，自己做后台老板。
门生王翘有恃无恐，“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后汉书·杨震传》)，王甫赚了一大笔钱。
时任京兆尹的杨彪发现了王甫贪赃枉法的内情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司隶校尉阳球。
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的不法行为，早就想把王甫等贪官绳之以法。
当年，阳球任尚书令时，看到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煽动内外，就曾发誓：“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后汉书·阳球传》)光和二年(179年)，阳球迁为司隶校尉。
当他接到杨彪的报告后，便精心策划收捕王甫的计划。一天，阳球趁王甫出宫休假的机会，上奏朝廷，要求逮捕王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弱，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太尉段颊趋炎附势，巧言馅媚，也应一并除掉，朝廷准奏。
于是把王甫、段熲及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押送到洛阳监狱，阳球亲自考审，动用了酷刑。
动刑之时，王萌尚狡辩，阳球义正词严，王萌破口大骂，阳球便用土块塞住王萌之口，棍棒齐下；王甫父子死于杖下。
阳球为警世人，“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字。
王家的财产被朝廷全部没收。贪官王甫狡诈阴险，贫残无比剧头来落个暴尸街头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
四
侯览，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他为人奸猾，善于察言观色，逢迎巴结，颇得皇上的欢心。
他“倚孰贪放，受纳货遗以数巨万计”(《后汉书·宦者列传》)。桓帝延熹年间(158年～166年)，因政府连年征伐，致使府库空虚，于是朝廷决定取借百官俸禄、王侯租税。
侯览看到这是一个迁升的绝好机会，也就上缣五千匹，取得了关内侯的爵位。
后来又因议诛梁冀之功，进封为高乡侯。
侯览贪婪成性，欲壑难填，他不但广纳货贿以巨万计，而且怂恿其宾客子弟为害乡里，鱼肉百姓。地方官吏如果稍加干涉，便被侯览加之莫须有的罪名，招来横祸。
当时小黄门段硅家住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与侯览家并立产业。在济北(治今山东长清县)一带，段侯两家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
劫掠行旅”，方圆几十里被他们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栽道。济北相滕延为官清廉，关心民瘼，调查取证之后，出动人马，捕杀候览、段硅两家的宾客数十人，并陈尸路衢，以示警告。
侯览、段硅知道此事后，心环怨恨，在皇帝面前诬告滕延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皇帝不明真相，随即罢了滕延的官。
从此以后，侯览更加肆无忌惮，为地方恶势力撑腰打气，对朝野正直之士极尽打击报复之能事。
南阳有个富商张泛，是桓帝美人的外戚，善于制造一些好玩之物，赂遗中官，并以此得到一个显赫的职位。
他投机钻营，大肆行贿，权势日强，气焰嚣张，横行乡里。
郡功曹岑蛭和中贼曹吏张牧力劝南阳太守成路收捕张泛及其同党。
上奏朝廷以后，朝廷竞赦免张泛无罪。岑蛭看到朝廷腐败，就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先杀掉了张泛及其家族宾客二百余人，然后再奏知朝廷。
中常侍侯览得知后，大为恼怒，因为张泛之死，等于掐断了他的一条财路。于是他怂恿张泛的妻子上书讼冤。
皇帝听后大怒，便不问青红皂白，把南阳太守成瑨下狱致死，岑蛭与张牧逃亡到齐鲁一带。
五
侯览对阻断自己生财之道的人设计陷害，对违背其意志的正直官吏更是千方百计设计圈套，横加迫害。陈留考城人史弼因违背侯览之意，险些丢了性命。
史弼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不阿，出为平原相时，朝廷“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后汉书·党锢列传》)，各郡国尊朝廷之命，大肆搜捕，官吏也趁此机会，排除异己，只有史弼一个也没有上报。
上司下来督察，对史弼大加责备。史弼据理力争。
后党禁中解，“济活者千余人”(《后汉书·史弼传》)。后来史弼迁为河东太守。
东汉时期，各郡国按户口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朝廷举荐德才兼备的人为孝廉，此制度早在汉武帝时即实行，但到了东汉时期，选举制度已极不健全。
腐败之风盛行。每到选举日子临近，许多权贵都用尽手段为自己的亲朋故旧丁二生子弟加紧活动。很多地方官吏也就趁此机会大发不义之财，接送钱多少决定举荐人选，其结果必然是认钱不认人，致使贤路堵塞，真正的优秀人才反而被淘汰。
史弼对此现象极度不满，故每到选举的日子，他都闭门谢客，凡为举荐一事而来者，一律拒之门外。侯览依仗权势，在河东郡选举孝廉之时，修书一封，书中内容一是向史弼推荐自己的人选，二是向史弼借支盐税，名为借支，实为强夺。
送信的使者来到河东郡。因史弼早有安排，所以书信迟迟送不到史弼手中。
最后只好谎称中常侍侯览有其他要事致史弼书，决不为推荐之事。
史弼看罢使者所呈书信，怒气冲天，言称太守肩负重任，理应选取优秀人才以报国家，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谎言欺骗，随即命令下属把使者拉出去，杖刑数百。
府丞、椽史十多人都深知候览心狠手辣，恐史弼日后遭其暗算，皆进谏史弼，放其使者一马。史弼不予理睬，将使者送到安邑监狱，严加拷打，使者当日毙命。
侯览听说后非常恼怒，指使其爪牙写信投到司隶校尉那里，诬告史弼诽谤朝廷。
司隶校尉慑于侯览..，用槛车把史弼召来，考审定罪。
史弼离开河东时，官吏大都躲得远远的，怕祸及自身，只有前孝廉裴瑜认为史弼为侯览所害。
念及旧谊，亲自把史弼送到之地，并在大道旁对史弼说：“您推折虐臣，选德报国，足以名垂青史，希望您大义凛然，不忧不惧。”
史弼说：“我为国而死，死而无憾！”
史弼被投进监狱之后，平原郡当年受过史弼保护的官吏，多方奔走，替史弼呜冤叫屈。
以前被史弼举为孝廉的魏劭也乔装打扮，诈称是史弼的家童，照顾史弼。
后来史弼被定为死罪，魏劭联络同郡的意气相投者，卖掉郡邸，向侯览行贿，这也是万不得已之法。
侯览见钱眼开，才使史弼保住了性命.侯览之弟侯参为益州刺史，也是一个贪官，当地的富户，都成为他勒索掠夺的对象。
他为人狡诈，手段残忍，只要哪家富户的财产被他相中，他就诬告人家。
横加罪名，然后诛灭其族，没收其财产。他聚敛财富累亿计。
有一次，京兆尹袁逢在长安客舍一处就查得侯参三百多车金银珍玩，视之令人眼花缭乱。延熹八年(165年)，大尉杨秉劾奏侯参贪赃枉法屋帝命槛车征诣廷尉治罪。
侯参自知罪孽深重，行至半途，就畏罪自杀了。侯览也受到牵连被罢免，但不久就官复原职了。这无疑又与侯览行贿有关。
六
侯览复官后，不但不吸取侯参贪财丧命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聚敛无度，对妨碍自己的人，打击报复，置之死地而后快。
灵帝年间的党锢之祸，始作俑者就是侯览。
侯览的母亲依借儿子之势在防东纠合其宾客子弟于乱郡国，为害乡邻，残暴百姓，所为不轨。
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举荐，时为本地督邮的张俭对侯家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他仗义执言，举劾侯览及其母的罪过，请求诛杀他们。
不料张俭的章表被侯览阻断，未能上达于皇帝面前，从此侯览便与张检结下了仇怨。
建宁二年(169年)，侯览回家办理其母丧事，大造茔冢。
张俭又举奏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
又豫作寿家，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
(《后汉书·宦者列传》)不料此次奏章仍是石沉大海，原来又是侯览中途截留，未达于皇帝之手。
张俭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御批，便大破侯览家的家宅，没收了侯家的财产，宣告侯家的罪状。
又上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结果还是没有得到惩办侯览的御批。
张俭三番五次劾奏侯览，让侯览寝食难安，始终觉着张俭是他为官敛财的心腹大患，便伺机报复。
张俭的一个同乡朱并，为人..，为张俭所弃，从此朱并对张俭心怀怨恨。
侯览知道后，便行借刀杀人之法，收买朱并。
朱井秉承侯览旨意，上书诬告张俭与某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
灵帝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也不详细调查，便发布诏令，逮捕张俭等人。
与此同时，宦官大长秋曹节也指使爪牙逮捕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已被赦免的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数百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
其他人或早死，或亡命异地。
自此官吏之间只要有冤仇的就互相陷害，有一点小小的私情，就把对方视为打击对象列入党中，置于死地。
各州郡按朝廷旨意，捕风捉影，大肆搜捕，“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从此以后。“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日益衰落的东汉王朝已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势。
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是与侯览之流制造冤案、堵塞贤路有直接关系的。
熹平元年(17年)，有司举奏侯览专权骄奢，罪应当诛。侯览自感末日已到，自杀身亡。一手策划党锢之祸大冤案的罪魁祸首侯览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