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竟然是自掘坟墓，百万掘墓人随时待命！
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件。后世史家认为，经过这次事变，以司马懿为首的儒家豪族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次事件，最耐人寻味的是洛阳文武官员几乎一面倒，全都默许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了曹魏的朝政。这些官员里面，一部分在政治上赞同司马懿，并不知道司马氏已经很多年前就处心积虑地夺权，然而更多的是早就倒向司马氏的儒家豪族。
那么，为什么这些儒家豪族会死心塌地地甘心为司马氏所用呢？这里面固然有他们的信仰一致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背地里一定有很多故事。从史书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司马氏几十年来处心积虑要夺取曹氏政权，一直在采取很多方式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利用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源于曹操，定型于曹丕代汉之际，司马懿后来将这一制度彻底异化为儒家豪族的统治工具。下面简要地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过程。
汉末军阀混战，要求在用人原则上不拘一格地发现人才。曹操出身庶族地主，他公开推行重才轻德的政治方针，但是依然还要利用儒家豪族的势力来充实自己。
曹丕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56引《晋宣帝集》有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曹氏政权的本意是将汉以来乡闾大族依名教评定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但是郡中正的设立已经有向儒家豪族妥协的意味。
后来在司马懿的提议下加置大中正，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大中正一般会用在朝的三公九卿级别的官员充任，从此这一制度彻底异化。但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满足了许多身居高位的儒家豪族的需求，使他们可以掌控用人权。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这些家族此后逐渐转变成可以世代为官的门阀士族。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成为后来的庶族地主。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袁绍是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官渡之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曹..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了自己之手。
凭借儒家豪族的支持，司马懿隐忍多年后带领司马氏华丽反转，可以说是在中央取得了完胜，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也为他的子孙和他的同谋者们成功培养了几十上百万的掘墓人，那就是散布在中华大地上庶族地主势力。
给大家算一笔账，当时晋朝郡国一百七十三，所辖县有一千有余。当时盛行庄园经济，无论是门阀士族还是庶族地主，都有自己的庄园和私人部曲。假设每个县有一个大地主，一个大地主有几百到一千个私人部曲的话，合起来就是近百万武装力量。伟人说过，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近百万武装力量就是最后导致西晋亡国的决定力量。
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这一时期，农民起义陷入低潮，大多数农民以各种形式被禁锢在门阀士族和庶族地主的庄园里。所以，主要矛盾转变为门阀士族和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庶族地主出身的人渐渐难以升至高位，整个社会不断固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掌握政权的门阀士族日渐腐朽，生活奢靡。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彻底爆发。
凑巧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八王之乱的爆发，参加的人员除了中军和外军之外，更多司马懿成功培养出来的近百万地方部队，他们也成功地成为西晋王朝的掘墓人。
假如司马懿能够预料到后面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对曹爽他们赶尽杀绝，或许会安心做一个魏国的纯臣，更不至于自掘坟墓。历史真是难以预料。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或许应该有所感悟。有些事情，经过我们的精心设计、苦苦追求，看似取得了胜利和成绩，却也给我带来了隐藏的危险与无奈。
事实上，假如司马懿没有那么多的心机与权诈，真心实意地辅佐曹氏政权的话，或许他们司马氏也不至于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或许也能像曹爽一般，安心地做个富家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