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孝孺曾写过一篇流传后世的《豫让论》，虽然从气节上肯定了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贞不二，但并不认为豫让当得起“国士”二字。他认为：“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豫让在智伯大权在握时已然受到国士一样的待遇，但在智伯与韩赵魏的斗争中他却没有一言进谏规劝智伯，使智伯免于危难。倒是在智伯死后为他抛妻别子拼死复仇，然而最终也没有杀掉赵襄子，只是徒劳的将赵襄子穿过的衣服砍上几刀，随即拔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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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做的是在智伯生前就为他出谋划策，而不是在智伯死后徒以血气之勇来复仇。因此，他只能称为刺客，而不是国士。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智伯厚待豫让，也许并不是让他作为一个谋士来为自己出谋划策，而是欣赏他的义气、人格，或者武艺。豫让对自己的定位也并不是谋臣，他有着最耿直的观念：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虽死亦不恤矣。
本就不是谋臣的定位，如果豫让真的给智伯筹谋献策，没准智伯灭亡的更快。
也许作者有其他隐喻，但在后世看来，他与豫让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巧合。
方孝孺在建文帝时的地位达到顶点，皇帝经常向他咨询军国大事，十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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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建文帝是以国士之礼待方孝孺，也是说得过去的。
建文朝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靖难。从朱棣起兵造反开始，朝廷所有讨逆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于方孝孺之手。
方孝孺驳斥豫让事后复仇的行为，他自己确实也做到了为建文帝尽心尽力、献计献策。
建文三年，燕军攻下大名府，朱棣听说齐泰、黄子澄二人已被罢斥，上书请求皇帝命盛庸、平安等人撤兵。方孝孺建议：“燕军在大名府已驻扎多日，天气炎热还不断降雨，他们应该会不战自乱。可以火速下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打永平，真定诸将渡过卢沟桥直捣北平，如此，燕王必定率师回救。我大军紧随其后，燕王必将成擒。现在他的奏事文书恰好送到，应暂且给以答复，文书往返时间超出一月，就会使得他的将士心意懈怠。我方商定合击的态势，进而消灭燕军，就很容易了。”“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
建文帝察纳雅言，就命他草拟诏书。派大理寺少卿薛嵓给燕王送信，并给薛嵓几千份扰乱燕军人心的谕旨，让他趁机散发出去。可惜，薛嵓是个胆小鬼，一份都没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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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军攻下沛县时，方孝孺再次献计：燕王世子朱高炽性情仁厚，而他的弟弟朱高煦则性情狡诈，比他更受燕王宠爱，总想着取而代之。何不离间二人，给燕王来一招釜底抽薪，这样燕军没有了后方，就是一支孤军了。建文帝再次采纳，并且派大臣带着诏书去北平，赏赐朱高炽。
没想到的是，身为王子皇孙的朱高炽比饱读诗书的博学大儒更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更看得清形势：如果他父亲败了，那他作为世子早晚会被秋后算账斩草除根；如果他父亲胜了，他曾接受建文诏书就是叛父，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连诏书都没有打开看，原封不动送到燕王军前，消释了父亲所有的怀疑，也为自己后来的太子位攒下了资本。
方孝孺的计策再次落空。
建文四年五月，燕军已兵临长江，渡江就在旦夕之间，皇帝开始下诏各地勤王。方孝孺再次建议：派人给燕王送信，先与他虚与委蛇，暂且同意与他划江而治，先拖上几天，等勤王兵赶到。燕军都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到时候与他们在长江上决战，我们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此时的建文帝就像是快要落水的人，紧紧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马上派庆成郡主去游说燕王。
燕王没有方孝孺那么天真，且不说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划江而治，更何况，此时主动权都在他的手中了。
方孝孺的缓兵之计并没有成功，还不到一个月，金陵城就落到了燕王的手中。
方孝孺屡次献计，对建文帝确实足够的忠诚与尽心，他的计策从理论上看，确实非常完美，要是能得以顺利执行，局势都会改变，他自身、家族、乃至建文帝的结局都会不一样。可惜，他的对手是朱棣，而这些计策执行起来也是一塌糊涂。
派人扰乱燕军人心的人选，选了这么个胆小鬼，完全不预计谕旨一旦未能发布出去、或者被燕王发现弄巧成拙了怎样；
离间朱高炽父子，完全是以己度人，太低估了后来的明仁宗，；
对燕王施缓兵之计，自动忽略了朱棣是曾经带兵直入漠北英勇善战的大将，更是运筹帷幄的三军统帅，这雕虫小计怎么会瞒得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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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书生意气啊！
综合来说，适合这位大儒的地方在书院，而不在朝堂。
他在城破后为建文帝死节，也算是以国士相报了。
跟豫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