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在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前夕，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去欧洲考察，因久慕其盛名，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破格教授，当时陈翰笙只有27岁，因此有人送了个雅号——“娃娃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陈先生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革命。在这之后，陈翰笙的学术思想开始与实践相结合，并开始了他毕生所追求的农村学术事业。
50年代的陈翰笙（后排右二）陪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外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争时期，国内外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而这场论战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陈翰笙。就在他于苏联避难时期，与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马季亚尔于1926年到过中国，他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这个观点遭到陈翰笙的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农村绝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这种分歧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的国情，如何判定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如马季亚尔一样过分夸大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偏见，陈翰笙决心要对中国农村进行全面调查，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来反映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造。正如翰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莫斯科的争论虽无结论，但促使陈翰笙下了决心：如有机会，一定对中国农村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2”
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陈翰笙主持中央研究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作为中共地下..，陈翰笙的调查得到了..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经过分析摸底，以陈翰笙为首的调查团确定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作为三个重点，以便尽可能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3无锡农村的调查进行于1929年7—9月，调查了55个村落和8个农村市场，对22个村1207户村民进行了逐户调查；保定清苑县的调查进行于1930年5—8月，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重点调查了11个村庄2119户农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广东农村调查进行于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调查了梅县、中山、茂名等16个县，还进行了50个县335个村的通讯调查。在农村调查中，陈翰笙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说：“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他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他所做的农村调查的统计资料便按照这几种分类来进行划分，而后来的农村调查也都大致沿用了这种分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