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方面，现在的哲学已经发展得五花八门了，不禁令人生疑，所有的果实最终是否都能成熟。科学的范围和层次已变成了巨无霸，从而出现了这种可能，即身为学者的哲学家会变得身心疲惫，或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地方，使自己“专门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不再登高，不再仰视、环视、俯视；或者，因为他不再拥有最佳的时机和力量，导致他登临太迟；或者，因为他受到伤害、变得粗糙、蜕化变质，甚至他的眼力，他的整个价值都不再有意义。正由于他智力良心的雅致，使他中途退缩；因为他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门外汉的一员，或者误入千条大河和上万个感觉触角之中。对此他太清楚不过了，一个对自己都已经丧失敬畏之情的人，在作为认识者的同时，也不会再发号施令了，并且失去了领导能力：因为他一心想当一位伟大的演员，成为哲学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和精神的老鼠夹子，换句话说就是，成为诱惑别人的人。归根结底，这属于审美问题：如果它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提出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了再一次成倍加重哲学家的困难，他不会要求自己对科学，而是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做出判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他不愿意学习、信仰对这种判断具有的权利或义务，而仅仅是从最广泛的——或许是最具干扰性、损坏性的——经验出发，而且必须偶尔停下脚步、深思熟虑、少言寡语，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那种权利和信仰的道路。事实上，众人长期混淆、忽略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论将他同科学家和理想学者相混淆，还是升华为与..的、没有感性的、“超凡脱俗的”上帝的拥护者和醉汉们相等同；如果今天有人甚至听到对他的夸奖，那么这大概就不再是“聪明和超脱”了。明智：在庸人眼中似乎就是果实、手段和艺术品，借助它使自己脱离糟糕的游戏；但是，正经的哲学家——在你们看来就是我的朋友，是吗？——让你们“非哲学”、“非明智地”继续生存吧！“非明智地”感受责任和义务，经过千百次尝试和诱惑生命吧——他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冒险，他要去玩那糟糕的游戏……
同一个天才相比，也就是说同一个既不生、也不育的人相比。“生”和“育”这两个词也被纳入其最高级的范围之中。学究、迂腐的科学者，经常到老处女那里捞取一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立刻掌握人的上述这两项事务的能力。事实上，人们已经承认了学究和老处女的威严，好像出于一种补偿——人们喜欢在这种场合强调威望——由于这种承认的强制性而拥有了同样烦恼的同位语。我们更需要清楚地关注：科学者是什么？首先，他只是一个并不高贵的人类类型之一，之所以说他不高贵，主要因为他并不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不自主、不自足的一种；也因为他的勤奋，在序列中富有忍耐性的编排，在能力和需要方面表现出来的平和和有分寸，他具有与他同等的人所必需的本能。譬如，那一小块独立性、绿色的田野，假如没有这么一小块，也就失去了劳作的安宁，失去了那种对荣誉和认可的要求。这里最最主要的就是认可，它是前提。那美妙文字的阳光，他的价值和备用性获得的连续胜利，从而引起了内在的怀疑，所有依附之人以及群畜动物内心的基础，都必须加以克服。这是多么的惬意啊，从而学究们也患上了这种不高贵类型的病症，并且胡作非为：因为，他的心中被无端的妒忌占满了，并且总是用一只猞猁眼来看一些令他无法企及的低劣天性。因为过于悲伤，他倒很像一个只能行走却没有活力的人；但是他恰恰站在伟大涌流之人的前面，无比寒冷和萧瑟——此时，他的眼睛如同一面光滑而勉强的湖面，这里再也不会有激动和同感的波纹。一位学究所能做的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完全出自于其类型的平庸的本能。因为，出自平庸的耶稣会教义，它的工作内容就是本能地消灭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将那张如满月的弓折断，或者——宁愿如此——试图收弓。松弦，当然也体现了顾盼之情，用留情的手、用过分悲伤的同情做事：这就是耶稣会教义最本质的艺术，也是通晓使人进入同情..之门的艺术。
对于伟大的诠释
我仍然坚信，人们最终都没有将哲学工作者同所有科学研究者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人们必须严格地“各得其所”，不要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给予的太多，一部分人又得到的太少。希望给现实上一课的哲学家，他自身也要站在所有等级上，甚至是他的仆人、哲学家工作者之上，而且他必须始终站在这个等级上；同时，他必须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并且还要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猜谜者、道德家、预言家；同时还要成为观察家和“自由精神”，甚至一切的一切，从而可以围着人的价值和价值感的圆圈大饱眼福，带着各种眼睛和良心登高远望，从低到高，由角落至辽阔细细地观察。
可是，这一切仅仅是对下述的使命的准备：这种使命本身却想着另一样东西——它希望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以康德和黑格尔的高贵作为样板，必须对伟大事件做出伟大的估价——这被称为是从前的价值设定。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了，而且它还被人们看作是当时的“真理”——被强行套入公式，无论在逻辑、政治、道德，还是在艺术家的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研究者的责任就是，将此前的所有事件以及被估量的事物弄成一目了然，可以想象、理解、把握的东西。的确，所有长度和“时间”本身都要缩减并且压倒全部既往。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庞大而神奇微妙的使命，为它奋斗；我敢说，任何一个雅致的傲慢，坚韧的意志，都会心满意足。可是，那些原来的哲学家仍然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因为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的行动方向，是吗？为什么要确定这个？就为了人，所有哲学工作者、一切以往的征服者的准备工作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能够用创造的手捕捉未来，所有存在的东西，不论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在这里，都成为了他们的手段、工具。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就是立法，也就是他们所要的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哲学家？过去有过这样的哲学家吗？难道必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
依我看，事情的发展趋势正是如此，作为明天和以后所需要的哲学家，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时代，都一定是矛盾着的，而且必定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的敌人大多都是不断变化的。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人的特殊倡导者，都将他们称之为哲学家，可是他们自己却很少能感觉到智慧之友的存在，更多的则是感觉自己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傻瓜，以及遇到很多危险的问号。
但是，他们所肩负的艰苦、非情愿、无法证明的使命，却使他们在这个恶良时代，在很久之后才发现它的伟大。既然他们通过这种活体解剖的方式，将尖刀逼进了时代美德的胸膛，那么他们就将自己过去的秘密全部透露出来了；为了明白一种崭新人类的伟大，为了走上这条人类伟大的道路。在同一时代道德最受人们尊敬的类型中，他们总要将隐藏着的虚伪、懒散、怠慢，以及任性堕落、谎言，残留下的美德都揭示出来；每次他们都会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深入到它们今天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当我们面对一个“现代观念”的世界时，任何人都想把它赶进某个角落，或者是“专门性”的观念里面。
当然，或许会有一位哲学家——如果说某一天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哲学家——被迫将人的“伟大”植入到他的广泛性和众多的全体性之中；因为，也许这位哲学家真的会按照一个人所能拖载和容纳的，将他的责任绷紧到某种程度来确定他的价值和社会等级。今天，那种人为的义务时代的审美和读报意志正在削弱，而且是趋于暗淡，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意志那样衰弱得合时宜；换句话说也就是，纳入“伟大”概念之列的是哲学家理想中具有的意志的强大、坚硬和进行长久决断的能力；通过一种似乎荒唐、放弃、沮丧、失去自我的颠倒学说和理想那样美妙的权利，我们可以测出一个颠倒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与16世纪一样，遭受了意志的能量和自私自利的洪水式的苦难。苏格拉底时代，身处疲惫的、嘈杂的、保守的老雅典人群中——他们或许是闲散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享受快乐，他们这样做着。就是在这里，他们总是满口眩人耳目的言词，但是他们的生活早已剥夺了他们讲这种话的权利。或许灵魂伟大、苏格拉底式的老医师和庸人的险恶的安全离不开讽刺，无情的老医师狠狠地切入自己的肉，就像切入了富贵的肉、显贵的心一样。只是看了一眼，医师就清楚地说：“不要挡道！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今天，情况则完全相反。在欧洲，群畜独受尊重而且分享光荣。
“权利平等”或许会成为非权利中的平等。在这里我想说，一切罕见的人、陌生的人、特权的人、更高级的人，以及更高级的灵魂、更全面的义务、更伟大的责任、创造权力的充盈都和统治进行着战斗——今天，“伟大”概念已经有了新的诠释，即高贵的存在、为己而存在、能另外存在、独处和依靠自己的脑与手生活；但是，哲学家却会违背自己理想中的某些东西，如果哲学家提出：“伟大应该指最伟大的那个人，也可以是最孤独的人、最隐匿的人、最会走僻径的人、超越善与恶的人、美德的主人、意志充沛的人，这才算得上是‘伟大’。因为，多倍，可以代表全体；广阔，则表示充沛。”顺便问一声：伟大——在今天可能实现吗？
（注：本文选自尼采《谁是谁的太阳》，译者：赵婉平）
《尼采哲学经典套装5册》（..版）
作者：尼采
译者：余鸿荣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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