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世界法律制度大体可分为英美法系与欧陆法系。两大法系国家中的司法官，无论是历史传统、制度设计，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区别。清末以来中国法制改革，远师欧陆，近法..。准确地说，中国移植的是经由..中转的欧陆法系。
若以移植欧陆法系的..为参照，不难发现..（二战之前）法官与现代中国法官的相似之处。二战之前的..，司法官在学识和人格方面虽然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但他们“实际上却属于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律师被不甚合理地置于检察官的监督之下。尽管在当时的法律职业者中，骨气峥嵘、以身护法、坚决抵制不正当干涉的确实不乏其人，但由于缺少制度保障，他们努力的作用往往很微弱，他们本人甚至有时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总体而言，在二战之前的..，司法制度建设“以提高权威性为基本主题”。这与二战之前..强化国家官僚机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中国现代司法官制度既然移植的是欧陆法系，那么，欧陆法系中司法官的诸多属性，也自然为中国所承袭。在现代中国，虽然“司法独立”声浪甚高，但无论是在国家体制设置，还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司法机构只是政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诸多“衙门”之一；在司法机构中供职的司法官，除了职业分工之外，实际上与其他机构中的文官（公务员）并无二致。这与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官情况基本一样。中国现代法律职业者，主要包括司法官、律师、法学研究者等组成部分，事实上，他们并未构成相互关联的法律共同体。法学家蔡枢衡认为，中国“立法者、学人、司法官及律师四者各为整个法的机构之一部”，互相关系理应“至为密切”，但是目前情形并非如此，“纵不认为四者彼此互相否定，至少亦不易发现其应有之正当关联。大抵学人之态度，原则上漠视法规与社会之关系，非流为法文及判例至上主义之信徒，即陷于自我第一之绝境；立法者作成法规之际，立法例之诱惑力似大于现实之刺激；司法官之机能不过一架适用三段论之机构，理想与现实之调和，法规与生活之关系，正义与功利之权衡，均非所问；至于律师则以职业意识为一切行动之指导原则，社会国家之正义及利益，惟在不影响个人利益范围内，有其存在余地。于是同以中国社会为内容之法、法的认识及其实践，自不免彼此径庭。法之为法，失其固有意义，甚至丧失其存在”。显而易见，，中国法律职业群体各部分之间，缺乏真正的关联。若从法制移植的源头来看，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职业群体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大体如此，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个体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