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者眼中，现存的中国社会民俗习惯是落后的，必须加以改造，司法改造是其中重要渠道之一，而且是社会性的、深层次的、不可或缺的。由此而言，作为现代中国官僚体系中的司法官即成为社会民俗习惯的改造者。但是，从法律职业而言，是在稳定环境和现存秩序之中，将各种矛盾、纠纷、冲突纳入制度化、程序化渠道加以解决，司法官职业本质是确认和维护现存秩序，司法官应该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当然，这并不否认法律要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故此，西方法律史巨擘庞德就指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正说明了法律的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张力关系。
值得提醒的是，法律要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与用法律来改造社会，两者明显有别。问题是，在现代中国大部分时间里，法律是用来改造社会的。法学家蔡枢衡即指陈，晚清以来的“变法图强的究极之意义不外二点：第一是旧律已经不适时宜，旧律变成新法就是一种强盛的表现；第二是藉新法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或用法律改造社会”，并提醒道：“法律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相对的，换句话说，法律对于社会的发展只能推波助澜，不能兴风作浪。”蔡氏所言，从反向说明：在现代中国，法律多半是用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在如此法律制度之下，中国现代司法官自然成为社会民俗习惯的改造者。
综上所述，在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司法官大致扮演着三重角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者（参与者）、民俗习惯的改造者、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实际上，这三重角色之间不易平衡，不时会有矛盾，甚或剧烈冲突，中国现代诸多法律、司法问题也由此而生。因为现代中国总体上呈现变动状态，“不变”仅具相对意义，所以建构与改造是绝对的，维护则是相对的。由此而言，现代中国的司法官，可谓“维护型改造者”。
（本文节选自李在全著《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结论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