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玉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是克之的新文，花了一天时间写就。原标题为《翻译过原子弹报告的翻译家：金庸》，又被我改名字了。
金庸升遐，，讣闻刷屏。
许多纪念文章都注意到了金庸的多重身份：以查良镛名世的报人，以金庸传世的作家，以小查知爱于梅汝璈先生的国际法学生。大玉说，金庸也是翻译，不妨写一写。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不少法科生都不愿意自我拘限于刀笔案卷，转而从事文学创作，蒙田，卡夫卡，托尔斯泰是也；也有不少人失意落寞之际，先靠着翻译安身立命，之后又闯出了一片天（比如跨界的穆里尼奥）。
査先生一身二任。他的文字之长不至于委屈到只做社论，他的学贯中西也没有局限于只做翻译。
1944年遭政治大学开除，之后三年里金庸依次挂职于中央图书馆、《东南日报》，后又称为东吴大学插班生，做过管理员（..读书）、外勤记者、法科学生。1947年之后的金庸没做上外交官，却又成了编辑、记者、小说家。如果以1948年赴港、1949年又北上谋职未遂作为金庸人生的重大分界点，那么1947到1949年间金庸的两年翻译生涯，其实算是他“乱离中前半生”和“多彩之后半生”的转捩点。乾坤从此浩荡，笔端从此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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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上海《大公报》公开招募翻译，负责编译国际电讯。
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宗旨的新记《大公报》在战后登上事业巅峰，同时发行上海、天津、香港、汉口、重庆多个分版。发行量蒸蒸日上，国家不幸报人幸。
翻译工作可称是新闻报道、尤其是国际新闻“不盲”的前提。政治家聚在一起总是乌烟瘴气，他们的话本身就是云遮雾罩，再蒙上一层外国语就更不得了了。要想挫锐解纷，非识力卓绝者不办。
这次招聘吸引了一百多人。金庸从中脱颖而出，顺利入职。我找到了当时的徴聘广告（1947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