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唐宪宗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廪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裴度沉吟不语。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破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