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所需的思想，说不定在三千年前就已枯竭。我们也许只是在旧的柴禾上添加新的火焰而已。
--芥川龙之介
秦汉皇朝的思想家们，满怀着乌托邦理想与使命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周秦之变”当中，推动中国从文明共同体转型为大一统帝国。而迎接他们的，却是沦为犬儒的命运。
得益于沙漠和雪山的庇佑，稚嫩的中原文明在东亚大陆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当埃及、赫梯和亚述等势力在另一世界杀红眼，商周贵族们仍悠然自得地。他们或用铜器蒸煮蛮夷头颅，或驾战车到远方封邦建国。纵使犬戎将天子权威蹂躏成黍离之悲，各诸侯国也只是在霸主监护下，进行一场场烈度有限的君子之战。
可在春秋战国之交的百余年间，诸夏各国的博弈却变得无所不用其极，各种规则底线皆被抛诸脑后。这一黑化过程是如此令人愤慨，以至于鸿儒顾炎武都要在《日知录•周末风俗》篇中抒发自己的义愤。中原文明遂如孩童成长为莽撞少年一般，步入了杀人盈野的战国时代。
当令人发指的暴行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种种原本坚若磐石的真理信条也就随之瓦解。在乱世中朝不保夕的先民，必须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来重建对世界的认知。一个诸子争鸣、大放异彩的思想黄金期，也就顺理成章地到来。
今人论及诸子百家，往往煞有介事地将其分为儒、墨、法、道等流派。其实，“法家”、“道家”等名词，只是汉代知识分子在总结先秦学术成果时，为方便分类而发明的概念。只有儒墨两家具备明确的师承关系或相对严密的组织度，其他诸子之关系则颇为复杂。如庄子思想实与老子迥异，而韩非却对老子之道颇有钻研，还被司马迁钦定为“归本于黄老”。
风光无两的学界巨子们，并不像古希腊同行般沉迷逻辑思考。其才智几乎都被用于解决一个宏大问题：如何为礼崩乐坏的中原文明，寻找重建秩序的历史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