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免役法本身是非常不错的，用一句行话说就是非常符合实体公正以及民主平等的原则和精神。然而，就因为在北宋前期，一直存在着诸如官户、坊郭、寺观、女户等不承担差役的“特殊户籍”或者说特权阶层，而免役法则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特殊户籍”逐渐纳入了“助役”者的行列，并依据其财产多寡而确定其相应的义务，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由此动了那些特权阶层的“奶酪”，用前些年流行的话说就是损害了那些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这项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大打折扣，常被歪曲，屡遭反对派的抵触、责难与批判。最后，与其他新法一样，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是什么导致了“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后人在讨论这一桩历史公案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太超前了，超越了当时的封建时代。
所以，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王安石起得早不早，改革是否超越了时代，关键也并不在于他的改革措施以及用人是否得当，并不在于他的性格是否固执己见，或者说是因为他不善于做“统战工作”，不会化敌为友，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结成最为坚实牢固的改革同盟，而在于王安石没事找事，偏要去动那些几乎掌控社会各个领域巨大权益的特权阶层的“奶酪”，偏要去捅——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在人治社会里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能去捅也不敢去捅的“马蜂窝”!所以，王安石幸亏生在宋朝，如果是生在秦朝或唐朝，像他这么身在官场却不懂得明哲保身，偏要傻不拉几地触犯众怒，最后绝对不会只是被一群马蜂盯得鼻青脸肿了事，而很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像商鞅以及王叔文那样作法自毙，自寻死路。
这，也正是封建时代改革的不幸或曰悲剧之所在。仔细想来，历史有时也真的是让人“读不懂”，百思而不得其解：古往今来，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总是这样，在平时的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可是，当真的对这些社会现实进行改革时，他们又会对改革这一“新生事物”设置重重障碍，由此造成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次大大小小的改革要么胎死腹中，要么过早夭折，几乎没有一次改革能最后杀出重围，喜奏凯歌，而那些改革者，像商鞅、王叔文、王安石，张居正，包括光绪皇帝，等等，最后一个个都下场凄凉，结局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