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史弥远擅政体制确立之后，金哀宗开始修补与南宋关系，宋、女真民族关系在此时得以扭转，不过，南宋重新在与女真民族关系中掌握主动，是由于金朝自身实力削弱，主动降低身段。特别是该一时期，蒙古草原铁骑开始不断发动西征和南侵，且屡战屡胜，迫使西夏、金朝相继屈膝求和。与此同时，南宋无论是决策层的宋宁宗、史弥远，还是朝爵臣僚，甚至文人学士，依然徘徊在帝位传承、权臣擅权、内外控重（在宋朝语境中，指京朝官比地方官更重要；在今天语境中，指内政优先）、文臣统兵、夷夏之辨、天理也性等问题的纠缠上，并没有在思想上、策略上、措施上对民族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内政不修，外患不除，则亡国有期。＂开禧北伐＂反映了南宋立国来军事力量建设的失败，未能最终赶超女真。那么，日后面对战斗力更强的蒙古，其失败的命运，就可想见了。因此，从宋金、宋蒙民族关系角度看，南宋灭亡的态势，在宋宁宗时期，其实就已经种下了。宋宁宗在位三十年间（１１９５—１２２４年），与女真民族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一时期，南宋朝廷决策层出现权臣擅权现象，，作为一国么君的宋宁宗在王朝各项事务决策中的作用下降。权臣往往代表着一个利益集团，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及民族关系的形成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入韩侂胄“开禧北伐”，以及南宋“函首”议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