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学者所谓：“学术变而考古，学士通人心究篆隶。一代之文艺，固由一代之功令推激而成，书道所系亦重矣。”与清代学术思潮的变迁相呼应，书法艺术虽然保持了它的民族文化纯粹性，但也经历了明末清初学人导夫先路，道、咸时期实现碑学洪流对传统帖学的大冲击，这样一个中国书法史上从技法到流派的最大转型。所谓艺术当随时代，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历史诠释。这其中，作为清代朴学（考据学）重要基石之一的金石学，在“整饬士风，崇尚实学”为导向的乾嘉时期达到鼎盛，自此，金石考据学基本消解了“自娱”成分，一跃成为与经史之学相表里的显学。
首先，与朴学或者说金石学的发展互为表里，清代书法在艺术探索方面的突出变化，体现在一代文人对篆、隶书复古的心仪上。关于这一点，沙孟海在《清代书法概说》一文中专列“篆隶书大丰收”一节予以缠论。从顾炎武到万经再到毕沅，从王澍到邓石如到何绍基，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探索“史无前例”地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世学者在讨论清代学术（朴学）时，通常会对金石学之于清代书法旧传统体系（帖学）的冲击或者说新传统体系（碑学）进行长篇幅的阐述。比如，钱泳的书学理论就体现了乾嘉学风影响下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其次，乾嘉学者关于“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的朴学学术主张，提升了清代金石学向“与经史相表里”学术地位迈进的步伐。乾隆四十六年（1781），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有言：“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鸣盛为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撰叙时亦提到：“且夫金石之学，青主（傅山）虽并称有益经史，实为考史为要。”尽管有章学诚辈学人面对学风变迁，力争平停考订、辞章、义理三端，指斥一时学风病痛而主张“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然而时势所趋，终究无力挽回，章氏自己也因此而不为时侪所尊，只落了个“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