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讨论，各位阅读后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联衔上奏，并以此请示奕譞，奕譞以为然。
众臣再作吁请
7月15日（六月十四），奕譞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20岁时；后半段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务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这个折子似乎已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并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世铎等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
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奕譞等人继续训政的建议，不愿就这个事情再作任何讨论。
至于奕譞在奏折中提出的，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宫中事宜仍请太后裁决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被接到宫中，由她自己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决定，不必赋予文献本身所没有的含义。
这一天，钦天监选择的黄道吉日提交上来了，小皇帝的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