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民国当局许可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及其死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依旧养尊处优，挥霍无度，还依旧竭尽心思，谋害复辟；而民国当局因表里交困，入不足出，又近年拖欠本来允诺供给的皇室生活经费。无论是为复辟计，照样为面前与将来的生活计，溥仪等盗运、变卖故宫历代宝藏的行径起头上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珠宝骨董、历代书画起头，溥仪以“犒赏”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遣散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清室驻津处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起原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物或主要文物典质给外国银行、殷商富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塌台前夜，看捍卫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北货”或缴或收，另有一批回来国库。然则，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寺人盗窃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托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遗散各地，至今弗成确考。
在这些弗成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犒赏名义，或以托付体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存眷，各方倾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骨董、历代书画分歧，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古籍，在其时尚不那么惹人饮茶注目；与上述品类的文物比拟，市场追捧的水平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为水火、蛀蚀而天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证溥仪昔时事实“赏”了几多古籍出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晴明，事实存世几多、品类若何也无从确证。所以，近百年来，这批“赏书”的命运，存眷者并不多，即使有所存眷、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不克得出切实数据与结论。是以，这批“赏书”的数量、版本、价格甚至去向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赏”出去的国宝珍本曾果然在民间畅通
今朝可以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主要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中刊布出来，刚刚首次为世人所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切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曩昔，伪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或者避免伪满皇宫中的故宫至宝流散，故宫博物院又再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书前稀奇撰序，再次将溥仪以“犒赏”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郑重公告全国公众。至此，上个世纪20、30、40年月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大白于世界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遣散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即宣乐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义务就是清点清宫物品，防止清宫至宝与文物流散。一年之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就如许，在当局严查、举国存眷的景遇之下，故宫的家底起头公之于众。
1925年7月，清室善后..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恰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没收的汗青配景下，被公斥地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志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立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书画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引言”，郑重通知世界。
从引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书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辟，多半移运宫外”。那么，这二百余种“精辟”古籍，在目录刊布昔时及之后，有没有被当局追缴或收购呢？谜底当然是否认的。这些目录中的“精辟”，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犒赏”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天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正当“受赐”，其时的国民当局天然无从穷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只没能被当局追缴，并且还迅即在昔时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畅通开来。面临如许的“汗青时机”，来自傲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连不断，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书人人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供应过一则主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说起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若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倒是劝张氏不妨求购。总之，昔时这批溥仪“赏书”果然在民间畅通，或正奇货可居，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忌可言，就是在当局政府已然发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昔时（1926），也仍是如斯。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揭露国宝去向
溥仪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忆述过这段“赏书”轶事。他写道：
“犒赏”的单元单子大多用十，最常见的是三十，偶然也用五作单元单子，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点，只让溥杰开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单。仅仅“赏”一部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十几套，就是四匣、八匣，并且是极其珍贵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杰收到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十八套……
总之，被我们偷盗出去的这些无价可估的故国人民贵重文化遗产，就是如许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目的是为了在未来若是脱离了北京就能够依靠出卖这些器材度日；并靠得住它充做赴帝国主义国度留学的费用。
至于那些人民贵重遗产的最后命运是，在天津的时候，我曾从个中拿出约几十件将它变卖。其余的悉数，则是当我在伪满时，有一天担当看管和支配我的..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突然对我讲：“务希把那一多量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长春）的‘宫内府’来。不然将会有人如许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器材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领土之外的天津？’这很或者使人猜忌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听了他这篇语中带刺的说法，只得托他设法把这些器材从天津运到长春来。后来在日寇将要塌台时，我曾把个中的一部门带到通化大栗子沟，这些器材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按照溥仪的忆述，这批故宫旧藏善本，在天津变卖了几十件之后，曾经运至长春。后来，这剩余部门中的一部门又被他带到了通化。不外，再到后来，他也不知道最后这一丁点剩余的善本切实下落了。流离转徙的傀儡皇帝，他手中变卖出去的故宫至宝何止万万，哪里还有心思去牵记这些残纸零篇，这批古籍从他记忆中磨灭而去，原本亦无独有偶。
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前言称，据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擅自移出宋元明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一千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行辕经济..整顿残存，得书籍九十二种，分装十三箱，自长春运往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间。政府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录”一种抽印小册，广为传布。对外传播，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若是前言的说法切实，那么，溥仪“赏书”在其时 ，至少还有一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院方面回购了几多，则无从可知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政府即溃逃到..，回购溥仪“赏书”之事，生怕亦早无下文了。已经收回的那一部门，若何飘洋过海被转运至..，才是其时最为急迫需要决计之事了罢。
“赏书”终迁往..书目曾现“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整顿残存的92种、13箱故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后，于沈阳一家银行，机要存有4箱古籍，该当皆是昔时以“赏书”名义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古籍由沈阳博物院领受，与故宫博物院交流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悉数留在了如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个中的一部门后来迁往了..故宫博物院。
本来，在1948年岁尾，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是抗战胜利后迁往..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个中包罗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藏书楼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藏书楼18箱。个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主要，不光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存南京的悉数青铜器，还包罗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等主要古籍。在这批精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昔时由沈阳博物院领受而来的溥仪“赏书”序列中，也被遴选了一部门出来。其时由国粹巨匠罗振玉之子、有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师长拍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悉数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档备考。
这批遴选迁台的溥仪“赏书”事实有几多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料发布出来。幸运的是，笔者曾有幸获见一批北京大学汗青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师长旧藏照片，对探研溥仪“赏书”曾有几多被迁往..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观的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一枚。卡片上为俞伟超钢笔题记：“一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行。由沈阳博物院领受，后与故宫交流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其时，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存最高编号为91，或者出缺失。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册数为52册。需要解说的是，照片所摄古籍册数切实定，也并不料味着古籍种类也据此确定下来。因为，有的照片拍摄的是统一种书、统一部书的分歧册、分歧卷的首页。如《仪礼》就拍了“卷第一”“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页，从照片上的书册影像来判断，这是分属统一部书分歧册的首页。换句话说，像《仪礼》这部书的照片，即使有三张之多，也只能算一种。经由如许辨析统计下来，这批照片虽有57张之多，古籍种类却只有47种（52册）。
值得注重的是，从“溥仪赏溥杰书画书籍目”中所著录的古籍来考查，溥仪昔时赏书，均是成套整部的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星的种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经由长时期的流散，大部门已残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整成套了。尽量如斯，从这些照片上的图像来看，大部门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留存无缺如新，让人赞叹不已。这些珍罕古籍的皇室旧安身份，也从首页郑重钤有的卵形“乾隆御览之宝”、正方形“天禄继鉴”的皇室印鉴上得以印证，毋庸置疑。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事实原有几多张，所以仍无法确证昔时遴选迁台的溥仪“赏书”事实有几多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古籍，同时也不克因之确定，最终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几多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浮出水面”，汗青的实情刚刚会露出“冰山一角”罢。
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