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溪/整顿
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只是“陶铸尧舜”，教训人们若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
常有人问南怀瑾师长，“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他常不知所对。
他以庄子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为喻，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长远，天然会形成零乱而高深的特点，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援干叶之外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理会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但南怀瑾师长仍然以他毕生所累积的常识，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流变做论说，微言大义，是非评价皆内行文之间。
（以下凭据南怀瑾师长文稿整顿）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克以一概万，更弗成以偏概全。将就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素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汗青政治学术思惟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本身的汗青，更要精美读我们先民的汗青。对于有堂皇尊号三皇五帝等，暂且岂论，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竖立的文明起头，人人就会认识，我们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天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手艺的农业、畜牧、火器等的斥地所形成的；然后凭据天然纪律的星象，而竖立起治理事务的政体官制。然则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被汉代的汗青学者们，一切将之概括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局限里，因而形成汉代今后的中国文化，似乎只有念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焦点。这个现象完满是由曲解发生的究竟。
若是说自周公制订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汗青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辟，传之后世。进展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公民，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需见闻广博，知道若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训人们若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办事而不负生平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今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倚赖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本身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的臣子，难道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反而酿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固然如斯，但在中国的汗青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施展了经络感化，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主要文化了。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若是没有经络的感化，就会隔离生命而无生机了。
从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虐政，竖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轨制，大略相似于欧洲汗青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轨制，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轨制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轨制，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性教民”，是以留意全民的道德教育为根蒂；“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手艺相连系为基本。但大势的使令，任何一种体系，始终难逃日中则昃的天然纪律，所以周初封建体系固然是以师儒之道精神为根蒂，然则经由几百年，也便趋势衰落而变质了。
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志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性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连系，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门生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分歧，是以文艺兼道为主。是以，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509 ~ 468）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说，鲁国这个时期，为儒家学术思惟凸起成家的首要时期。
战国起头，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分歧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并且由孔子制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立守师承，展现了不合。秦始皇统一世界，由荀子的门生李斯为相，竖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范例。是以，在秦汉瓜代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停，但如缕。
刘汉鼓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华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惟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大势显现。若是站在现代脑筋轨则，谈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汗青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今后，汉朝政权当局中的人才，如公、卿、医生、士、吏等各阶级，大略来讲，的确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今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样所谓的高名慈善家，不只不克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克浸染皇帝背后的一群寺人。执政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寺人们的擅权与专横，一样自命为正人的儒生，不克如正人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是以与寺人们竞斗权力，在汗青上首先显现东汉特别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重儒林的列传，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固然并未达到最高范畴，但在其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空法言，对于辅助其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汗青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积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考语虽是秉笔写汗青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略也是事实，不克完全厚非。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惟一变，倾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留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今后，政局演酿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势，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逐渐发生异同的看法，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挖苦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巨细乘释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接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惟开放，从儒学的六艺酿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另具匠心，除了孔颖达的《五经公理》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世界。中唐今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稀奇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乃至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妙之士，厌倦大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民国今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世界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汗青痕迹而消散无遗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八两半斤的气节，宋朝似此尊敬师儒之道的行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分析心性的微言，自称继续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此后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列传，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是以，积成北宋时期正人攻正人，名臣攻名臣的有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钓党祸的巨变，足为汗青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袭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管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消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甚至与宋室相始终的西夏等，其政教规模，大体上照样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的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于佛、道揉入儒学，别树气势。甚之，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贰言。独一般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开导。尔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独一的特点，便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今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寺人争权，终于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响马相连系，以至于亡。但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却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克不另加公允的论断，是以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绅士，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如同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释放，真如词讼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桌惊叹。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定都盛京（辽宁沈阳）起头，即知为政之道必需首重儒士，于是启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礼，竖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略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即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起头，英年勤学，稀奇正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尊敬周、孔经义，惯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轨制。且在战乱之中，启用前朝归顺敦品厉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世界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平的大儒，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坏处，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之士，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等辈，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留意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今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两百零九种等，的确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仔细。至于正视考据，而成长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弗成没。
但从顺治起头，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固然外示尊敬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厉行的儒者以樊笼世界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静心梵学而合营外用之术。
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释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样儒家学者所能懂得。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粹，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磨炼，故继位今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但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气势，降至道光时期，承常日久，社会风气豪侈，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有名的辞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儒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留意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患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僚友好林则徐销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今后，文运再变，个中俊彦，就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显露其于经世学术的概略，至于曾国藩家信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罢了。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常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级辈，以儒学经义而接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大旨，首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舍康、梁宰清末民初的..时期，偏执保皇主张的是非而岂论，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惟启迪颇大，此是现代汗青文化演变的事实，弗成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大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谈吐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镶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道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实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力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中，则流荡放佚，害且弗成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常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克弥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今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世界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汗青痕迹而消散无遗。
20世纪中期以来，因为工商与周详科技的蓬勃，泉币金融的洪波巨浪，覆没人文学术思惟的潮水旭日东升，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多情的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国家栋梁，实亦强弩之末，势不克穿鲁缟，名存而实亡，但其陈陈相因精神，待时而兴之志，诚可嘉赏。
